生物反抗癌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其起源因日久天长已经无 法为人所知。不过最初的病因肯定是来自自然环境。在自然环 境中，无论有何种生物居住，地球总是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球 古代自然界所带来的各种或好或坏的影响。这个环境中的一些 因素制造了灾难，面对这些灾难，生命要么就适应，要么就被 淘汰。阳光中的紫外射线可以造成恶性病变。从某些岩石中放 出的射线也能如此，从土壤或岩石中淋溶出来的砷也能污染食 物或饮水。
还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己存在着这些敌对的因素； 然而生命出现了，并且在经过几百万年时间之后，它己数量大 增，种类繁多起来了。经过了那个属于大自然的、具有宽裕时 间的时代，生命达到了与破坏力量相适应的状态；选择性地淘 汰了那些适应能力差的物种，而只让那些最具有抵御能力的种 类活下来了。这些自然致癌因子现在仍然是产生恶性病变的一 种因素，然而它们现在已为数极少，并且对它们那种古老的作 用方式，生命从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了。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 所有形式的生命，他能够创造产生癌症的物质，这些物质在医 学术语上被称为致癌物。许多世纪以来，一些人造致癌物已成 为环境的一部分。包含有芳烃的烟尘就是一例。随着工业时代 的来临，我们世界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不断加速变化的地方。 自然环境正被人为环境迅速取代，而这个人为环境是由许多新 的化学和物理因素所组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具有引起生物学变 化的强大能力。人们至今还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由人类自身 活动所创造出的致癌物的危害，这是由于人类的生物学遗传性 进化缓慢，所以它适应新的情况也很缓慢。其结果是，这些强 大的致癌物就能够很容易地击破人体脆弱的防线。
癌症由来已久，但是我们对于癌症的起因的认识一直是很 迟缓、很不成熟的。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前，伦敦的一个医生首 先发现外部的或环境的因素可能引起恶性病变。1775年，波 斯渥尔·波特先生宣称，在扫烟囱人中普遍出现的阴囊癌肯定 是与积累在他们体内的煤烟有关。他当时还不能提供出我们今 天所要求的那种“证据”，但是近代研究方法现在已将这种致 死的化学物质从煤烟中分离出来了，并且证明了他的见解是正 确的。
波特发现在人类环境中有某些化学物质通过多次皮肤接 触、呼吸或饮食能引起癌症。在其发现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 内，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多少新的进展，确实，人们早已注意 到在康渥尔和威尔士的铜冶炼厂、锡铸造厂里的暴露于砷蒸汽 的工人中流行着皮肤癌。人们认识到，在赛克索尼的钴矿和波西 米亚的乔其尔塞尔铀矿中的工人们患有一种肺部疾病，后来诊 断是癌症。然而，这些都是矿区的现象；但在工业本身大规模 发展之后，这些产物就侵入到了环境中的几乎每一个生命体 内。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开始对起源于工业时代的恶性病 变有所认识。大约当巴斯德正发现微生物是许多传染病病因的 时候，另外一些人正在揭示癌症的化学病因--在撒克逊的新 兴褐煤工业和苏格兰页岩工业的工人中的皮肤癌与其它癌症的 发生都是由于职业性地暴露于柏油和沥青。19世纪末，已有 六种工业致癌物为人所知，20世纪创造出了无数新的致癌化 学物质，并且使广大群众与它们密切接触。在波特研究工作之 后不到两个世纪期间，环境状况已发生了广泛变化。危险化学 物质接触已不仅限于职业性的暴露；这些化学物质已进入了每 个人生活的环境中——甚至包括孩子和至今尚未出生者。因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恶性病在急骤增多是毫不值得奇怪的。
这种恶性病增多本身并不是一种主观想象。1959年7月 的人口统计办公室月报报道了包括淋巴和造血组织恶变在内的 恶性病的增长情况，1958年的死亡率为15％，而1900年仅为 4％。根据这类疾病的目前发病率来判断，美国癌症协会预计 现在活着的美国人有4500万个最终要得上癌症。这也就是说 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
至于孩子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更令人深感不安。25年前， 在孩子中出现癌症被认为是医学上罕见的事。而今天，死于癌 症的美国学龄儿童比死于其他任何疾病的数目都多。情况已变 得非常严重，因而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治疗儿童癌症的医 院。在1-14岁年龄孩子的死亡总数中有12％是由癌症引起 的。大量的恶性肿瘤在临床上发现于5岁以下的儿童中。然而 更加可怕的事是，这种恶性肿瘤在现有已出生或待产的婴儿中 急骤增多。美国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博士是一位最早的环 境癌症权威，他指出，先天性癌症和婴儿癌症可能与母亲在怀 孕期间暴露于致癌因素有关，这些致癌因素进入胎盘，并且作 用于迅速发育的胎儿组织。实验证明，愈是年幼动物遭受致癌 因素作用，就愈容易得癌。佛罗里达大学的弗兰西斯·雷博士 警告说：“由于化学物质混入食物，我们可能正在今天的孩子 们中引起癌症……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两代时间内将会出现什么 样的后果。”
在这儿，与我们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试图控制自然 时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中，究竟哪些对癌症的发生起着直接或间 接的作用。依靠由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将看到五种，也 可能是六种农药必将肯定被评价为致癌物。如果我们再把那些 被某些医生认为会引起人类白血球增多症的化学物质加上去， 这一致癌物名单就会大大加长了。在这儿，结论是根据情况推 测的，既然我们不能在人体上做试验，结论也只能是如此；但 这个结论仍然是令人难忘的。当我们把对活体组织或细胞具有 间接致癌作用的那些化学物质也包括在内时，就会有更多一些 的农药加入到这个清单中去。
与癌有关最早使用的农药之一是砷，它以砷酸钠形式作为 一种除草剂出现。在人体与动物中，癌与砷的关系由来已久。 据惠帕博士在他的“职业性肿瘤”一书中说，有关暴露于砷的 后果的一个奇怪的例子来自一篇有关此题目的专论。位于西里 西亚的雷钦斯坦城，在几乎1000年的时期内，一直是个开采 金、银矿的地方，并且几百年来一直也在开采砷矿。几世纪以 来，含砷废料堆积在矿井附近，山中流水经过时冲走了废料中 所含的砷。地下水也被污染了，砷因而进入了饮用水。在几个 世纪中，当地的许多居民染上一种疾病，后来称之为“雷钦斯 坦病”。它是慢性砷作用，能引起肝、皮肤、消化和神经系统 紊乱。恶性肿瘤经常与这种病同时发生。现在，雷钦斯但病只 具有历史意义了。因为那里25年以前己改用新水源，砷大部 分已从水中清除掉了。同样，在阿根廷的考多巴省，由于来自 含砷岩层的饮水已被污染，由此出现了一种引起砷皮肤癌的慢 性砷中毒的地方病。
通过长期使用含砷杀虫剂来造成一种与雷钦斯坦和考多巴 相似的情况并不是件难事。在美国西北部的种植烟草地区和许 多果园地区，以及在东部种植越橘的地区，那儿浸透了砷的土 壤都很容易导致供水的污染。
一个受砷污染的环境不仅影响到人，而且同样影响到动 物。1936年，一个很有趣的报告来自德国。在撒克森的弗雷 堡附近，银和铅的冶炼厂向空气中排放出含砷气体，含砷气体 飘向周围农村，并降落在植物上。根据惠帕博士报道，马、母 牛、山羊和小猪，它们当然都是以这些植物为食料的，它们都 表现出毛发脱落和皮肤增厚。栖息在附近森林中的鹿有时也出 现不正常的色素斑点和癌前期的疣肿。一个疣肿就是一个癌的 明显的病变。不管是家饲的动物还是野生的动物都受到“砷肠 炎、胃溃疡和肝硬变”的影响。放牧在冶炼厂附近的绵羊出现 了鼻窦癌；当它们死去时，在其大脑、肝和肿瘤中化验出了 砷。在这个地区，同样也有“大量昆虫死亡，特别是蜜蜂。下 雨以后，雨水冲下了树叶上的含砷尘埃，并把它们一直带进小 溪和池塘中，大量的鱼也死掉了。”
属于新型有机农药组的一种致癌物就是一种广泛用于对付 蚁和扁虱的化学物质。这个农药的历史充分证明尽管法律尽量 给民众以保护，但为控制这种中毒情况而提出的法律诉讼进行 得太慢，因而在判决前，民众却要多年暴露于一种已知的致癌 物之中。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个经过是很有意思的。它证明 了今天要求民众接受的，今天看来是“安全得很”，到明天就 可能变得危险至极。
1955年，当这种化学物质被引进的时候，制造商就搞出 了一个容许值，此容许值允许在用药的粮食作物中出现少量残 毒。根据法律的要求，他已在实验动物身上用此化学物质做了 实验，并且提交了他的实验结果。然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实验正好显示出这种化学物质可能具有致癌 倾向，因此，该局的委员提出了一个“零允许值”，即在跨越 州际运输的食物中，在法律上不允许出现任何残毒。不过，制 造商有权上诉；因此这一案子被委员会重新审查，这个委员会 做出了一个折衷决定：一方面确定容许值为1／百万，另一方 面让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两年，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做实验以确 定这种化学物质是否真是致癌物。
虽然该委员会没有这样说，但它的决定意味着民众必得扮 演豚鼠的角色，和实验室的狗、老鼠一同去试验受怀疑的致癌 物。不过动物实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两年之后，就查清了这 种灭蚁剂确实是一种致癌物，其残毒还污染着销售给民众的食 物。甚至在这一情况下，1957年，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仍不能 立即废除这个已知致癌物的残毒容许值。第二年，进行各种法 律程序又花了一年时间。最后，1958年12月，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委员会在1955年所提出的零允许值才开始生效。
这些绝不是仅有的致癌物。在实验室内对动物进行的试验 中，DDT产生出了可疑的肝肿瘤。曾经报道过这些肿瘤发现的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现在没有把握对这些肿瘤进行分 类，不过感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低级的肝细胞癌肿是合理 的”。惠帕博士现在给了DDT一个明确的评价——“化学致癌 物”。
属于氨基甲酸酯类的两种除草剂IPC和CIPC已被发现起 着引起老鼠皮肤肿瘤的作用，其中一些肿瘤是恶性的。恶性病 变似乎是由这些化学物质引起的，后来又可能受外界盛行的其 他种类的化学物质作用，才促使病变全部形成。
除草剂氨基噻唑在实验动物身上已引起了甲状腺癌。1959 年，这种化学物质被许多种植蔓越橘的人所滥用，于是在上市 的一些浆果中出现了残毒。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没收了被污染的 桔子而引起了争论，在这一争论中，这种化学物质确实能产生 癌症这一事实受到人们怀疑，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医学界人士。 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提出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氨基噻唑 对实验鼠类的致癌特性。当这些动物用含100／百万这种物质 的饮水饲养时（即每一万匙水中加入一匙此化学物质），它们 于第68个星期即开始出现甲状腺肿瘤。两年之后，在被检查 的老鼠中有一半以上都出现了这种肿瘤，据诊断是各种良性与 恶性肿瘤。这些肿瘤也可在更低的给药水平上出现--事实 上，不曾发现有哪种低水平不会引起肿瘤。当然，没有人知道 氨基噻唑达到何种水平时对人会成为一种致癌物，但是，正如 哈瓦德大学的医科教授大卫·鲁茨顿博士指出的，看来应当存 在这样一个标准水平，这一水平看来不起眼，但却与人利害攸 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弄清楚新的氯化烃杀虫 剂和现代除草剂的全部影响。大多数恶性病变发展得很缓慢， 需要经过受害者一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临床症 状。在本世纪20年代早期，那些在钟表表面涂发光料的女工 们由于口唇接触毛刷而吞入了少量的镭；其中一些妇女在15 年或较长时间过去之后，得了骨癌。在15至30年或更长一段 的时期中，由于职业性与化学致癌物接触而发生的一些癌才得 以表现出来。
与这些工业性地暴露于各种致癌物相比，人在DDT中的 首次暴露日期大约是1942年（当时DDT用于军事人员）和 1945年（用于市民），直到50年代早期，各种各样的化学农药 才付诸应用。这些化学物质已经播下了各种恶变的种子，而这 些种子的成熟期正在到来。
对大多数恶性病变来说，潜伏期很长是一个普遍现象，然 而，这儿存在着一个现在已为人知的例外。这个例外是白血球 增多症。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仅仅三年，广岛的幸存者就开始出 现白血球增多症，当前没有理由认为还会有比这更短的潜伏期 存在。也许迟早会发现其它类型的癌症有相对更短的潜伏期， 但在目前，白血球增多症看来是癌症发展极为缓慢的一般规律 的一个例外。
在这一农药盛行的现代时期中，白血病的发病率一直在稳 步上升。从国家人口统计办公室得来的数字清楚地表明血液的 恶性病变疾病在急骤增长。1960年，仅白血病一项就有12290 个受难看。死于所有类型的血液和淋巴恶性肿瘤的在1950年 有16690人，而在1960年猛增到25400人。其死亡率由1950 年的11.1／10万增长到1960年的14.1／10万。这种增长情况不 仅在美国，其他所有国家的已登记的各种年龄的白血病死亡数 都在以每年4-5％的比例在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人 们是否正日益地被暴露于某种或某些对我们环境来说是陌生的 致毒因素之中呢？
许多像梅约医院这样世界有名的机构已确诊患血液器官这 些疾病的受害者已有几百人。在梅约医院的血液科工作的马尔 克姆·哈格莱维斯及其同事报道说，这些病人毫无例外地都曾 暴露于各种有毒化学物质，其中包括喷洒含有DDT、氯丹、 苯、六氯化苯和石油蒸馏物的药剂。
哈格莱维斯博士相信：与使用各种各样有毒物质有关的环 境疾病一直在增长，“尤其在最近十年中”。他根据他广博的临 床经验相信“患有血液不良和淋巴疾病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有一 个曾暴露于包括着现今大部分农药的各种烃类的引人注目的经 历。一份仔细的病历记录几乎肯定会显示出这一关系”。这位 专家现在拥有大量的、根据每个病人详细记录的病历，他注意 到这些病例中有白血病、发育不良性贫血、霍金斯病及其他血 液和造血组织的紊乱。他报告说：“他们全都曾在这些环境致 癌因素中充分地暴露过。”
这些病历说明些什么呢？其中有一份是一个厌恶蜘蛛的家 庭妇女的病例。8月中旬，她带着含DDT和石油蒸馏物的空中 喷洒剂进入她的地下室。她彻底地喷洒了地下室。在楼梯下， 在水果柜内，在所有围绕着天花板和椽子的被保护的地方她都 喷了药。当她喷完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十分不舒服，感到恶 心、非常烦躁和神经紧张。在以后几天内，她感到好一些了； 然而，很明显，她没有想到她得病的原因；9月，她又重复了 整个过程：她又去喷了两次药，当她喷药时，她病了，后来又 暂时地恢复了健康。当她第三次向空中喷药之后，新的症状出 现了：发烧、关节疼痛和一些不适，一条腿得了急性静脉炎。 经哈格莱维斯博士检查后，她被发现得了急性白血病。在第二 个月里她就死去了。
哈格莱维斯博士的另一个病人是一个专业人员，他在一所 被蟑螂侵扰的古老建筑物里办公。由于这些昆虫使他感到纷 扰，他就自己动手采取了控制办法。他花了大半个星期天的时 间去喷洒地下室和所有间隔地区。喷洒物是浓度为2％的、 含在甲基奈的溶液中以悬浮态存在的DDT。他不一会儿就开始 显出皮下出血和流血。他进入诊所的时候还在大出血。对他血 液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被称为发育不良性贫血的骨髓机能严 重衰弱。在以后的五个半月中，他除了其他治疗外，共接受了 59次输血，他局部地恢复了健康，但大约九年之后，他得了 致命的白血病。
在病历中涉及到农药的地方，那些最显眼的化学物质是 DDT、六氯化苯、六氯苯，硝基苯酚、普通的治蠹晶体对位二 氯苯、氯丹，当然还有溶解这些药物的溶剂。正如一个医生所 强调的，单纯地暴露于一个单一化学物质的情况与其说是个普 通情况，还不如说是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些商业产品通常都是 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综合体，将这些化学物质制成悬浊液所用 的石油分馏物中也夹杂有一些杂质。含有芳香族和不饱和烃的 溶剂本身就可能是引起造血器官损害的主要因素。从实践的观 点来看（而不是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一差别并不重要，因为 这些石油溶剂毕竟是最普通的喷药操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有意义的病 例，这些病例支持着哈格莱维斯博士坚信这些化学物质与白血 病及其他血液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些病例包括着各种日 常生活中的人们：如被自己的喷药设备或飞机喷的药物毒害的 农民，一个在自己书房里喷药灭蚁后仍留在房中学习的学院学 生，一个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一个携带式高丙体六六六喷雾器的 妇女，一个在喷过氯丹和毒杀芬的棉花地里工作的工人等。这 些病历在它们专门医学术语的半遮掩之下隐藏着许多如下的人 间悲剧。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表兄弟，这两个孩子住在同 一城镇，并且总是在一起工作和玩耍。他们最后所从事的、也 是最致命的一项工作是在一个联合农场里卸运成袋的杀虫剂 （六氯联苯）。八个月之后，其中一个孩子病倒了，得了白血 病，九天以后死去。就在这时，他的兄弟开始感到疲劳和发 烧。三个月内，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后他也住院了，诊 断再次表明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病必然导致 致命的结果。
另一个瑞典农民的病例奇怪地使人回想起金枪鱼渔船“福 龙号”上的日本渔民洼山的情况。正像洼山一样，这个瑞典农 民一直是个健康的入，他在陆地上苦心营生就像洼山靠海洋为 生一样。从天空飘撒下来的毒物给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份死刑宣 判书。前者是致毒的放射性微尘，后者是化学粉尘。这个农民 用含有DDT和六氯苯的药纷处理了大约60英亩土地。当他工 作时，阵阵清风把药粉的烟雾吹得在他四周飘旋。当天晚上， 他感到异常困倦，并在以后的几天中一直感到虚弱无力，同时 背疼、腿疼，还感到发冷。他被迫去上床休息，路德医务所的 报告说：“他的情况日益恶化，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要 求住院治疗。”他发高烧，并且血液计数结果不正常。他被转 送入路德医务所，并于患病两个半月之后在那儿死去。尸检结 果发现他的骨髓已完全萎缩了。
如同细胞分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常运动过程竟然能够 被改变，这种现象是反常的，并具有破坏性，当前已成为一个 大问题，引起了无数科学家的重视，花掉的钱也不知有多少。 在一个细胞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细胞有规律的增长变 成了不可控制的癌瘤胡乱增生？
如果将来得出答案的话，这些答案一定是多样的。正像癌 症本身呈现出多种形态一样，因其病源、发展过程和控制其生 长或转归的因素的不同，其出现形式也就各不相同；所以癌症 必定会有相应的多种多样的病因存在。其中损害细胞的也许仅 仅只是少数最基本的几种。在世界各处，广泛开展的研究有时 完全不是作为一个癌症专业研究来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看到了朦胧的曙光，这曙光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问题照亮。
我们又一次发现，仅仅对细胞及其染色体这些构成生命的 最小单位进行观察，我们就能得到戳穿这些神秘之雾所必需的 更多的资料。在这儿，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必须寻找那些 用某种方式变更了细胞的奇妙作用机制及使其脱离正常状态的 各种因素。
有关癌细胞起源的、令人难忘的一个理论是由一位德国生 物化学家奥特·瓦勃格教授提出来的，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细胞 生理研究所工作。瓦勃格将他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细胞内氧化作 用复杂过程的研究。由于他进行了广泛的基础研究，他对正常 细胞如何变成癌细胞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引人重视的、清晰的 解释。
瓦勃格相信，无论放射性致癌物还是化学致癌物，都是通 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而剥夺了细胞的能量。这一作用可 以由经常、重复给与小剂量暴露而造成。这种影响一旦造成， 就不可恢复了。那些在这种呼吸作用致毒剂的冲击下未被直接 杀死的细胞将竭力去补偿已失去的能量。它们不再能继续进行 那种产生大量ATP的、非凡而有效的循环了，于是它们就返 回到一种原始的、效率极差的通过发酵作用进行呼吸的方式。 借助于发酵作用而维持生存的斗争经常会继续一段很长时间。 这种发酵呼吸方式通过以后细胞分裂而传递下去，所以全部后 来产生的细胞全都具有这种非正常的呼吸方式了。一个细胞一 旦失去了它正常的呼吸作用，它就不可能再复得这种作用—— 在一年、一代，甚至许多代时间内都不能再得到这种作用。但 是，在这种为恢复失去的能量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这些存活 下来的细胞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利用新产生的发酵作用来补偿 能量。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在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最适宜 的、适应性最强的生命体才能生存下去。最后，这些细胞达到 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发酵作用能够产生像呼吸作用 一样多的能量。在这种状态中，可以说癌细胞已被从正常身体 细胞中创造出来了。
瓦勃格的理论阐明了其他方面令人迷惑的事情。大多数癌 症的长潜伏期就是细胞无限大量分裂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段时 间里，由于呼吸作用开始被破坏，发酵作用就逐渐增长起来。 发酵作用要发展到占统治地位需要一定时间，由于在不同生物 中发酵作用速度不同，因而在不同生物中所需时间也有变化； 在鼠体内这个时间较短，所以癌在鼠身上很快出现；在人身上 这一时间较长（甚至几十年），所以在人身上癌性病变的发展 是十分缓慢的。
瓦勃格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反复摄入小剂 量致癌物比单独一次大剂量摄入更为危险。一次大剂量中毒可 以立即杀死细胞，然而小剂量却容许一些细胞存活下来，虽然 这些存活细胞已处于一种受威胁的状态。这些存活细胞以后可 以发展成为癌细胞。这就是为什么对致癌物来说不存在一个 “安全”剂量的原因。
在瓦勃格的理论中，我们也能找到对另外一个不可理解的 事实的解释——同一个因素既能治疗癌症，也能引起癌症。众 所周知，放射性就是这样，它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引起癌 症。目前被用于抗癌的许多化学药物也确是如此。为什么？因 为这两类因素都损害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本来已经受 到过损害，所以再加上一些危害，它就死了。而正常细胞的呼 吸作用是第一次遭到损害，所以它不会被杀死，而是开始走上 了一条最终可能导致癌变的道路。
1953年，另外一些研究者仅仅借助于在一个较长时期中 断断续续地停止给正常细胞供氧，就能将它们转变为癌细胞； 这时，瓦勃格的思想就得到了证实。1961年，他的思想又一 次得到证明，这一次不是用人工培养的组织，而是用活体动物 的实验来证明的。放射性示踪物质被注射入患癌的老鼠体内， 然后精心地测定了老鼠的呼吸作用，发现发酵作用的速度明显 地高于正常状况，与瓦勃格的预料正好相符。
用瓦勃格所创立的标准来进行测定，大部分农药都达到了 最厉害的致癌物的标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的，许 多氯化烃、苯酚和一些除草剂都妨碍细胞中的氧化作用与能量 产生作用。因此，它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休眠癌细胞，在这种细 胞中，一个不可逆转的癌变将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而无法被发 现，以致于最后当它的病因已被人长期遗忘、甚至不再被人怀 疑的时候，这些细胞才以一个明显的癌症的形式出现在光天化 日之下。
通向癌症的另一条道路可能是由染色体引起的。在这个领 域内许多卓越的研究人员都带着疑虑的眼光看待危害染色体、 干扰细胞分裂或引起突变的所有因素。在这些人的眼光中，任 何突变都是一种潜在的致癌原因、虽然关于突变的争论常常涉 及到可能在未来的几代中才能发现其影响的胚胎细胞的突变问 题，但是身体细胞也同样存在着突变。根据癌起源于突变的理 论，一个细胞在放射性或化学药物的作用下，也许可以发生突 变，这个突变使得细胞摆脱了维护细胞正常分裂的机体控制作 用，因而，这个细胞就可能以一种狂野的和不规律的形式而增 殖起来。由于新细胞是这种分裂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同样不 受机体控制的能力，于是在足够长的时间中，这些细胞积累起 来就形成了癌瘤。
其他研究者们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癌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 稳定的，它们容易破裂或者受到损害；染色体的数量也是不正 常的，甚至在一个细胞中会出现两套染色体。
首次对由染色体变态发展为真实癌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 研究者是阿尔伯特·莱万和约翰·J·倍塞尔，他们在纽约的斯朗 －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工作。当考虑到恶性病变和染色体的破坏 究竟谁先准后的时候，这些研究者毫不犹豫地说；“染色体的 异常变化发生在恶性病变之前。”可能，他们推测，在最初的 染色体破坏和因此而造成的染色体不稳定性出现之后，需要有 一段很长的时间让灾难和错误贯彻到许多代细胞中去（这就是 恶性病变的很长潜伏期），这段长时间使突变最终被集中积累 起来，并使细胞摆脱控制而开始不规则的增生，这个增生就是 癌。
欧几维德·温吉是染色体稳定性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 他感到染色体的倍增现象特别有意义。通过反复观察已知六氯 苯及其同类高丙体六六六能引起实验植物细胞中染色体的倍 增，而且这些化学物质与许多有可靠诊断证明的致命贫血症病 例都有牵连，那么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呢？在许多 种农药中究竟是哪些农药干扰了细胞分裂、破坏了染色体并引 起突变的呢？
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白血病应该是一种由于暴露于放射性 或与放射性有相似作用的化学物质而引起的最普通疾病。物理 或化学致变因子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分裂作用特别旺盛的细 胞。这包括了许多组织，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些从事制造血液的 组织。骨髓是人一生的红血球的主要制造者，它每秒钟向人体 血液中放出将近l000万个新的红血球细胞。白血球以一种易 变的、但仍然是巨大的速度形成于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
某些化学物质使我们又想起了放射性产物锶90，这些化学 物质对骨髓具有特殊的亲合性。苯是杀虫药溶剂中的通常组 分，它进驻骨髓，并可以沉积在那儿长达20个月之久。多年 以来，在医学文献中苯本身已被确认是白血病的一个病因。
迅速生长的儿童身体组织也能提供一种最适宜于癌变细胞 发展的条件。麦克华伦·勃尼特先生指出，不仅白血病在全世 界范围内正在增长，而且它已在3－4岁年龄组中变得极为普 通了，而这个年龄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疾病高发，据这位 权威谈：“这种在3－4岁年龄之间所出现的白血病发病峰值除 了用这些儿童在出生前后暴露于致变的刺激物来解释外，很难 再找到其他解释了。”
另一种已知可引起癌症的致变物是尿脘。当怀孕的老鼠经 这种化学物质处理后，不仅母鼠出现了肺癌，而且幼鼠也同样 出现肺癌。在这一实验中，幼鼠暴露于尿脘的唯一可能机会是 在出生前，这证明此化学物质必定通过了胎盘。正如惠帕博士 曾警告过的，在暴露于尿脘及其有关化学物质的人群中，有可 能由于出生前暴露于化学物质而在婴儿中引起肿瘤。
像氨基甲酸酯这样的尿脘在化学上与除草剂IPC和CIPC 有关。不顾癌症专家们的警告，氨基甲酸酯已被广泛使用，不 仅用作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而且还用在增塑剂、医药、 衣料和绝缘材料等各种产品中。
通向癌症的道路也可能是间接的。有些物质一般来说不是 致癌物，但它可以妨碍身体某些部分的正常功能，并由此引起 恶性病变。有一些癌症可作为重要的例子，特别是生殖系统的 癌症，它们的出现与性激素平衡被破坏有一定联系；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性激素的破坏反过来又引起一些后果，这些后果影 响了肝脏保持这些激素正常水平的能力。氯化烃正好是这种类 型的因素，因为所有氯化烃对肝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毒的， 所以它能够招致这种间接的致癌作用。
当然，性激素在体内是可以正常存在的，并且起着一种与 各种生殖器官有关的、必不可少的、刺激生长的作用。然而， 身体具有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保护作用来消除激素的多余积 累，肝脏起着一种保持雄、雌性激素之间平衡的作用（不管是 哪种性别都产生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虽然数量比例不同）， 肝脏可以阻止任何一种激素的过多积累。然而，如果肝脏受到 疾病或化学物质危害，或如果维生素B供应不足，肝脏的上 述功能就会被破坏。在这种状况下，雌性激素就会达到一个异 常高的水平。
后果如何呢？至少在动物方面有大量的实验征据。其中一 例如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疾病 而使肝脏受损的兔子表现出于它肿瘤的高发病率，研究人员认 为子宫肿瘤高发的形成是因为肝脏已不能再抑制血液中的雌性 激素，以致于“最后这些肿瘤演化到癌变的水平”。对小白鼠、 大白鼠、豚鼠和猴子的广泛实验表明，长期服入雌性激素只需 小剂量已能引起生殖器官组织的变化，“从良性蔓延变化到明 显的恶性病变”。通过服入雌性激素，欧洲大鼠也诱发出肾脏 肿瘤。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医学观点，但大量证据支 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人的组织中。麦克 吉尔大学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所研究过的 150例子宫癌中有2／3提供了证据，证明体内雌性激素含量水 平异常地高。后来又有20个病例，其中90％都具有高活动性 的雌性激素。
虽然用所有现代医学的实验手段也检查不出肝脏有什么损 害，但这个人仍可能已得了足以干扰消除雌性激素的肝损害。 氯化烃很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如我们所知，氯化烃摄入量很低 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变化，它们也同样引起维生素B的损失。 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因为其他环节的证据表明这种维生素具有 抵制癌症的保护作用。
以后的C·P·洛兹（他一度担任斯朗－－凯特林癌症研究所 的所长）发现，暴露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化学致癌物的实验动 物，如果喂给他们酵母——一种天然维生素B的丰富来源， 它们就不会出现癌症。这种维生素的缺乏也被发现与口腔癌， 可能还有消化道其他部分的癌相伴随。这一情况不仅在美国观 察到了，而且在瑞典和芬兰遥远的北部地区也发现了，这些地 方的日常食物通常缺少雄生素。容易得早期肝癌的人群，例如 非洲班图部落，他们典型地遭受着营养缺乏。男性胸癌在非洲 一些地方也占优势，此情况与肝病和营养不良有关。在战后， 希腊的男性胸癌的增多是饥饿时期的一个普通伴随物。
简言之，关于农药在癌症中的间接作用的讨论是由于已证 实它们具有损害肝脏和减少维生素B供给的能力，这就导致 了体内自生的雌性激素的增多，也就是说由身体本身产生了这 些物质。现在还有大量各种的人工合成雌性激素正在加入到我 们环境中来，我们正日益严重地暴露在这些物质之中——它们 存在于化妆品中、医药中、食物中和职业性暴露中。这种联合 的影响是一件值得特别关注的事情。
人类对致癌化学物质（包括农药）的暴露是难以控制的， 并且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暴露途径摄 入同一种化学物质。砷就是一个例子。它存在于许多具有不同 形式的环境之中：作为空气污染物存在，作为水的污染物存 在，作为食物残毒存在，作为医药存在，作为化妆品存在，作 为木料防腐剂存在，或是作为油漆和墨水中的染料存在等。十 分可能的是，这些暴露方式中没有哪一种能单独使人类陷入恶 性病变，——但是任何单独的一种假定的“安全剂量”都可能 压翻已经负载了许多其他种“安全剂量”的天平。
另外，人类的恶性病变也可以由二三种不同致癌物的共同 作用所造成，因而存在着一个它们作用的综合影响。例如，一 个暴露于DDT的人几乎同时也暴露于烃类之中，这些烃类是 作为溶剂、颜料展开剂、减速剂、干洗涤剂和麻醉剂而被广泛 使用着。DDT的“安全剂量”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呢？
上述情况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即一种化 学物质可以作用于另一种化学物质而改变其作用效果。癌症有 时需要两种化学物质互相影响才能发生，其中一种化学物质先 使细胞或组织变得敏感，然后在另一种化学物质或促进因素的 作用下细胞或组织才发生真正的癌变。这样，除草剂IPC和 CIPC就在皮肤癌的发生中起了带头者的作用，它播下了癌变 的种子，而当另外一些东西（也许是普通的洗涤剂）进入人体 作用时，癌变就会在人体中发生。
更进一步说，在物理因素与化学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 互作用。白血病的发生过程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恶性病变的开 始是由X射线引起的，而摄入的化学物质（如尿脘）则起了 促进的作用。人群在各种来源的放射性中暴露的日益增加，再 加上各种化学物质与人体的大量接触，这一切给现代世界提出 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放射性物质对供水的污染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水中 常包含着许多化学物质，那些成为水的污染物的放射性物质可 以通过游离射线的撞击作用而活跃地改变水中这些化学物质的 性质，使这些物质的原子以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而创 造出新的化学物质来。
洗涤剂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污染物，现在成了一个公共供水 中的麻烦问题，全美国的水污染专家们都在关心着它，但还没 有实际可行的办法来处理掉它。现在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什么 洗涤剂是致癌物，但洗涤剂可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促进癌 变，它们作用于消化道内壁，使机体组织发生变化，以使这些 组织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重了化学物质的影 响。不过，谁能预见和控制这种作用呢？在这错综变幻的万花 筒中，致癌物，除了“零剂量”还有什么剂量是“安全”的 呢？
我们容忍致癌因素在环境中存在，我们就要对它可能产生 的危险负责。这一危险已经被当前发生的情况清楚地描绘出来 了。l961年春天，在许多联邦的、州的和私人的鱼类产卵地， 在虹鳟鱼中出现了一种肝癌流行病。在美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的 鳟鱼都受到了影响，超过三龄的鳟鱼实际上百分之百地得了癌 症。之所以能得知这一发现，是由于全国癌症研究所环境癌症 科和鱼类与野生生物管理局已事先在报告所有鱼类的肿瘤方面 达成了一个协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由水质污染发出对 人类癌症危险的早期警告。
尽管研究工作至今还在寻找在如此广阔地区发生这种流行 病的确切原因，但最好的证据莫过于指出在事先准备好的鱼类 产卵地的饵料中已存在着问题。这些饵料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 各种化学添加物和医药，它们都混入了基本食料之中。
这个鳟鱼的事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有重要意义，但是最重 要的一点是，它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当一个强烈的致癌物被引 入环境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惠帕博士把这一流行病看作是 一个前车之鉴，它警告人们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对数量巨 大、种类繁多的环境致癌物的控制上面。他说：“如果不采取 这样的预防措施，那么在群鱼身上表现出来的这场灾难必将会 与日俱增地在人类的未来出现。”
由于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一位研究者所称的“致癌物 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当然令人沮丧，并很容易使人产生绝望 和失败的反应。一个普遍的反应是：“这难道不是一个毫无希 望的情况吗？”“难道没有可能从我们世界上去尝试消除这些致 癌因素吗？最好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进行试验了，干脆把我们的 全部力量用于去发现治疗癌症的良药，这样不更好吗？”
这一问题被提给了惠帕博士，他在癌症研究方面的多年卓 越工作使得他的意见受人尊敬，他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了很长 时间，他基于他一生的研究和经验进行判断，并做出了一个全 面的回答。惠帕博士认为，我们今天因癌症而造成的形势与 19世纪最后几年人类面临传染病时的形势非常相似。病源生 物与许多疾病间的病因关系已被巴斯德和卡介的辉煌研究工作 所确立。医学界人土、甚至一般公众在当时都逐渐醒悟到人类 环境已被大量的、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所占据，正如今天致 癌物蔓延到我们周围一样。大多数的传染疾病现在已被置于适 当的控制之下了，而且有些实际上已被消灭了。这一辉煌的医 学成就是靠两面夹攻而实现的，——既强调了预防，又强调了 治疗。且不管“神奇药丸”和“起死灵药”在外行人头脑中占 有多么突出的地位，实际情况是，在抵抗传染病的战争中，真 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部分战役是由消灭环境中病源生物的措 施组成的。100多年前的伦敦霍乱大爆发是一个历史例证。一 位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把发病情况绘成了地图，他发现 所有病例都发源于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从波罗德 街上的同一个泵井里取水用。作为一个迅速、果断的预防医学 行动，斯诺博士更换了那个泵井的把柄。该流行病由此就被控 制住了——不是通过用一种药丸去杀死（当时尚未有人知的） 引起霍乱的微生物，而是把它们排除于人类环境之外。甚至从 治疗手段来看也是这样，减少传染病的病灶比治疗病人更能取 得成效。现在结核病已相对比较稀少的原因主要是与这样一个 事实有关，即一般人现在很少有机会去和结核病病菌相接触。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致癌因素。将我们全部力 量或大部分力量集中到治疗办法（甚至想能找到一种治愈癌的 “良药”）的这种攻克癌症的战斗，根据惠帕博士的见解将是要 失败的，因为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环境是致癌因素的最大的储 存地，环境中的这些致癌因素继续危害新的牺牲者的速度将会 超过至今还无从捉摸的“良药”能够制止癌症的速度。
以预防为主来与癌症斗争是一种常识性的办法，但为什么 我们在采取这种办法的时候却总是这样迟缓呢？可能“是因为 治疗癌症病人的目标比起预防癌症来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实 在，更加引人注目和更加值得报酬吧”，惠帕博士这样说。然 而，在癌症形成之前去预防癌症“确实是更为人道”，而且可 能“比治疗癌症要有效得多”。惠帕博士几乎无法忍受这样一 种满怀希望的想法，这种想法要求得到一种我们能在每天早上 早饭前服用的神奇药丸，以保护我们免于癌症。公众之所以相 信癌症能够这样被治住，其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误会，即误认 为癌症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它是一种由单一原因引起的单一疾 病，因而也满怀希望能有一种单一的治疗办法治好它。当然， 这和人们已知的真理相去很远。环境癌症就正好是由十分复杂 的多种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所引起的，所以恶性病变本身就表 现为多种不同的、在生物学上独立的形式。
这样一种期望已久的“突破”，假使有一天实现了，也不 可能指望它是一种能治疗所有类型恶性病变的万灵药。虽然这 种对“良药”的寻找还会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继续下去，以挽救 和治疗那些已经得上癌症的受难者；但是宣扬只要有个锦囊妙 计，问题就将会立刻解决的希望是对人类的一个损害。这个问 题的解决将会一步一步慢慢到来。正当我们将几百万元倾倒到 研究工作中时，正当我们把我们的全部希望寄于发现医治己患 癌症病人方法的大规模计划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寻求治疗措施 的时候，我们却可能忽视了进行预防的可贵机会。
征服癌症的工作决不是毫无希望的。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 看，现在的前景比19世纪末控制传染病时的情况更加鼓舞人 心。当时世界上充满了致病细菌，正像今天世界上充满了致癌 物一样。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曾把病菌散布到环境中去，人 们当时只是无意识地传播了这些病菌。与之相反，现代人们自 己把绝大部分致癌物散布到环境中去，如果他们希望的话，他 们就能够消除许多致癌物。在我们的世界上，致癌的化学因素 已经通过两种途径建立了自己的掩体防线：第一，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由于人们追求更好的、更轻松的生活方式；第二，因 为制造和贩卖这样的化学物质已经变成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中一个可接受的部分。
要想让所有化学致癌物现在或将来能够全部从世界上消灭 掉，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相当大比例的化学致癌物决不是 生活的必需品。随着这些致癌物的被消除，它们加给生命的总 负荷量将会大大减轻，同时，每四个人中将有一个人发生癌症 的威胁至少也会显著缓和下来。最顽强的努力应当用到消除这 些致癌物上面去。它们现在正污染着我们的食物、我们的供水 和我们的大气，并且这些致癌物是以最危险的接触方式——微 量的、一年又一年反复进行暴露的方式出现的。
在进行癌症研究的最优秀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与惠帕博 士有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通过顽强的努力去查明环境致癌 因素，并顽强地去消除或减少它们的冲击影响，恶性病变是可 以有效地被征服的。为了医治那些已患潜在癌症或明显癌症的 人们，寻找治疗方法的努力当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对 于那些尚未患癌症的人们，当然还有对那些尚未出生的后代， 进行预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