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把人类带到现在这样的境地呢？就某种意义来 说，这种力量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已存在。如对有用知识的探 索、生产和交易的需要、社会集体的组织力量，都是推动力。 早期氏族社会就具有挖坑设阱，捕获并分享猎物，以及服从打 猎头目的领导等各种经验。随着技术与组织的逐步发展，知 识、经济及政权这三种因素，就变得更加相互影响，更加有力 和更加巩固了。16世纪以后发生的情况是，人类活动的广泛 性，以及知识、经济与政权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结 果，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所有这些，谁也没有预先看到 和料到。
首先谈谈知识问题。到17世纪，根据几千年的观察和实 践，大量真实的和有用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特别 是在印度和中国，纺织、陶器、瓷器以及金属用品的生产技 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因此欧洲商人早在14世纪，就冲 破了阿拉伯商人及掮客的垄断而直接同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往 来。
尽管中世纪的技术革新成就己颇为可观，可是西欧16世 纪在知识方面的突飞猛进，用原有的技术成就已经不能解释 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产 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种发展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对实用知识的全新的重 视。弗兰西斯·培根曾称这种知识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实用， 为了改进人类的现状”。由于实用性依赖于可靠性，所以第二 是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的观念。这样就出现了主要科学方法的萌 芽。也就是说，首先从假说出发，拟定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再 通过试验以证明它的真实性。即由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设计各 种试验，去验证假说。如果有新的事实出现，与已经验证过的 理论有矛盾的话，理论还可重新修改或者推翻。第三是设计各 种可靠的方法。
勒内·笛卡儿发明了一种还原法，将研究的领域还原到其 基本的组分，即抽象客体，它与所有具体得多的情形和情境有 关。另一方法是精确地观察客体，看它如何表现才更加有用。 其结果就必然涉及到物性的量测。一切变化都是由于受到力或 能量的作用，物体如不加外力，总是继续保持其原有状态的。 学者们早就议论过物体的这种惯性。物质实体是如何变化的？ 而且如何能使它们按照人类意志去变化呢？从实用观点来说， 这意味着有目的地使用能量。事实上，能量或力的定义只能是 “产生功的能力”。力作为拉、推、举、投以及通常使物体移动 的能力，都是可以准确地加以量测的。因此，有控制地使用力 的关键，就在于测量。正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odo da Vinci，1452--1519年），文艺复兴时期意 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译者注）曾经预言过的 那样，数学将成为力学的关键，并且确实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关 键。
在17世纪，依萨克·牛顿发现并测量了太阳系中太阳与各 行星的引力。人类早已使用了热能，华氏温度计给人类提供了 准确测量其温度的第一种工具。从而开创了在物质加热发生化 学变化时，准确测量其反应温度的方法，为后来发展化学工业 创造了条件。由于能测量蒸汽的温度，使蒸汽更精确地得到利 用。詹姆士·瓦特于18世纪在兰开夏发明了用蒸汽推动的纺织 机，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的开始。60年后，乔治·司蒂 芬森又发明了蒸汽机车。
19世纪，测量技术及科学试验的发展速度都突飞猛进，从 而有了更精确的知识来进行工作。科学家能在尚未征服的领域 中，从事更大范围的和更可靠的探索，并在发展中继续巩固他 们的工作成果。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以下两方面的科研成果， 它们为20世纪人类所有发现中最重大的核动力的发现开辟了 道路，这项发现有如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的重大。
第一方面，从笛卡儿寻找自然界的“实体物”或基本元素 开始。从1770年到1870年这100年之间，法国人安东尼·拉瓦 锡、英国人约翰·道尔顿以及俄国人特米脱利·门捷列夫，逐步 发现了整个元素表中各元素恒定的和相对的重量。整个元素表包括从第一个最轻的氢到第92个最重的铀（后来又有11个更 重的人造元素加进了元素表）。
另一方面，在于弄清了长期以来被人注意的电能的事实真 相，即在磁场中，电荷通过正极和负极之间的现象，就是电 能。到了19世纪，詹姆士·克勒克·麦克斯韦认为这种电荷是 以“振波”或“脉冲”的方式通过整个空间。亨利希·赫兹最 先观察到一种“无线电波”。古格利尔莫·马可尼则获得了传送 “无线电波”的第一个专利。从此以后，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瞬 间通讯的阶段。
这些发明，除了能使相隔遥远的国家互能见闻，甚至使地 球上的居民能够和其他行星通话和见面以外，还有更多的作 用。电子振动可以通过导电性好的铜线传导出去。电——这种 既干净、又易于使用，还容易分配的大量能源出现了。当然， 实际的作用远比对电能的初期认识还要大。如果将太阳系里一 系列的各种波全部排集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在宇宙间存在着 巨大的统一有组织的能量。这就是电磁波谱。波谱的范围广 阔：从家庭日用电流（频率约为每秒60周），无线电波与电视 波，到语言的音频波，有色的可见光谱波，直至能产生难于想 象的能量级，即每秒1022周的宇宙线波，继19世纪元素周期 表和电磁波谱的伟大发现之后，接着就是20世纪原子结构的 最终突破。人们掌握了原子能的性质。原子能开始被使用，为 人类的和平和战争的目的服务。
在基本物质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曾发现了许多物质， 例如氟、沥青铀矿和铀元素等。这种铀能发射X射线或放射性 脉冲。有些放射线可以达到每秒1017到1020周，这是和发生巨 大能源的太阳核心处的某些放射线相同的。在被假定为不可分 的元素的核心，有一种电磁波接近宇宙射线能量级的力量，这 一事实说明被假定为不可分的元素并不是最小的不可分解的物 质，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电现象，内有若干电子绕着一个中心 核不断地运行。人们进一步发现，如果这类元素被其他原子轰 击，则在轰击过程中，就出现裂变或聚变，从而发出巨大的能 量。由此可以推断 ,在太阳的中心，类似的过程大概也在进 行，所以能发出难于设想的巨大能量。太阳能的洪流，为整个 太阳系中所有活动的和有生命的物质提供了能量。1944年在 洛斯阿拉莫斯第一次爆炸的原子能，将人类带到了新意义的普 罗米修斯神话的边缘。人类的这种新火种确实是从太阳神那里 盗来的。而这个盗窃行为带来的灾害，远远超过了古代神话中 暗示的惩罚。如果贪婪地无限制地滥用原子能，其结果将会使 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在荒无人烟的岩石上，遭受放射能的袭 击，最终走向毁灭。
由于能量的精确测量和对“实体物”的周密研究，在广泛 的科学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使人类对能量产生了很 大的幻想。在测量技术的每一新的发展阶段，都出现了供人使 用的新型能量——先是蒸汽，接着是电能，最后是原子能。随 着能量的新发展，人类运用和变更“实体物”的能力，即为了 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人类对能量的使用 与物质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减少体力劳动的重担，减轻人类为 生产食物所费的气力，给人以更多时间去寻求别的享受，并且 将过去仅为极少数特权者所享用的财富，扩展到千百万的人群 中去。这种原先的设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却是难以过高估 计的。
直到不久以前，科学还在极力向着细密分工与更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但近来、新的科学动向却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 展综合性学科，例如天体物理学、生物化学、社会人类学等。 这些新学科的实践尚不到一个世纪。学科间的综合工作虽已开 始，但还不足以扭转那种强调研究领域应当精细分科的倾向。 因为过分精细的分科难于了解自然事物基本的、具有内部联系 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而且也只能部分地解释自然现象。
但是，这种发展综合性学科的趋势是同科学事业的双重性 有密切联系的。事实上，一方面，科学探求的是最高的客观标 准，并受最严格的客观真理所检验。在另一方面，真理一旦被 人们所掌握，如马力的测量、原子的轰击、核被分裂那样，就 广泛地增加了人类的使用权或滥用权。现代科学的发展己使能 量与物质从自然体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当某一物质一旦被抽 提出来单独使用时，其分子结构就不再受整个环境复杂而有系 统的影响了。如果把物质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就能成为更有 用的物质，例如在塑料中那样；或成为具有极大毁灭性的物 质，例如在神经毒气中那样。太阳的核聚变辐射能被地球表面 的大气层或云层所遮蔽。至于地球上人类自己制造的辐射能， 则必须由人类自己设法防护。
由于自然界正在逐渐失去控制和平衡，就整个自然系统所 失去的相互抑制作用来说，现在都必须由人类的洞察力和智慧 来加以解决。但是实际情况是：人类300多年来巨大的科学发 展，并不是由日益增长的洞实力和智慧所带来的，而是由经济 与政治方面争权夺利的突出发展所产生的。由于人们缺乏控制 和深思，所以出现了当前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新体系。还是回到 弗兰西斯·培根所讲的话吧，新的上帝们是“市场的偶像和部 落的偶像”。
由于人类对物品的欲望，而产生了新的技术体系。这种欲 望使人类极力通过工作、计划和投资等来获得需要的物品。在 商业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才发生了第一次大 规模的农业与工业方面的技术改革，这是并不奇怪的。如果没 有新的国际市场的刺激，这种技术改革很可能不会出现。
当人们想到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航海国家的商业兴隆时 期，就会看到一个可笑的事实，即早期促使他们与东方贸易的 原因，是由于西方技术的落后。他们缺少金银宝石；丝绸及瓷 器的制造技术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他们非常缺乏各种调味 佐料来腌制肉食，以使开春要发臭的肉类尚能可口食用。
从欧洲到胡椒群岛、印度和中国的长途航海，不但满足了 欧洲当时消费者的迫切需要，而且产生了更大的作用。因为旅 程遥远而危险，远在返航之前，为了避免中途得坏血病，避免 被海盗抢劫及触撞暗礁，并能到达商港，直到从中国采购到明 朝瓷器或豆蔻之类商品获得高额的利润为止，都需要事先筹备 大量资金。因此，押款、信贷、利息、折扣、银行业务、合股 以及利润分配等制度就逐渐形成了。这些金融制度成为后来大 规模工业生产发展的先决条件，但都是通过航海初期世界贸易 而出现并大大地发展起来的。
18世纪，当类似瓦特的科学实验者，开始在旧的铁匠作 坊和纺织工场中使用新的测量方法、工具和机器时，他们直接 从商业实践中借鉴了“远航”的技术。当然不是越过海洋的远 航，而是在建造大工厂和集中较多人力的漫长过程中，借用了 以上航海所建立的金融制度。他们筹集资本，集合股东，将其 投资支付于建造企业时所需的费用，如瓦工、工具制造者、砖 瓦、石灰和借款利息等等。资金还要支付原料的费用和工人的 工资。然后才能生产出消费品，如布匹、锅勺、水壶及陶器 等，供应市场需要。消费者要付的价格，应当包括所有制造这 些制品的成本。使用蒸汽发动机以后，生产力较之手工业大为 提高，即增加了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因而消费品就能源源不 断地生产出来，而且以较低的价格大量供应。这些消费品有布 匹、斧锤、针锥、杯碟等等。由于价廉物美，购买者也就增 加，不但能收回成本，而且获利较大。多财善贾的生产者如纺 纱、漂布以及制造刀具者，都愿增加投资多购置机器，扩大生 产，多得利润。一方面是低价货物的源源供应，另一方面是对 基本物品的广泛需求，在这供求两方面相平衡的基础上，再加 上利润的引诱与扩大投资的收益，早期工业的全部体系就这样 建立起来了。
以分散方式来满足千百万人的不同嗜好和需要，没有别的 方式能同市场体系相比拟，如消费者的需要减少，或因价格太 高而不易推销，生产者就得另想办法。相反，如需要急迫，价 格会提高，就能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从而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增 加。资金将集中到那些能更经济地满足需要而又有最大利润的 工业。由于能及时反应市场动向，整个体系就能通过利润，产 生日益增加的盈余，以供再次投资。这样就使生产增加了，市 场更加扩大了。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平衡的进一步扩大，促使越 来越多的人至少达到中等的富裕。综上所述，整个市场体系好 像有一种内在的、始终一贯的和自发有效的调节作用，能应付 不同的、波动的和难以预测的消费需要，并且能动员各种类型 的和经常变动的生产资源。
两个世纪以来，不断聚集起来的扩大市场的强大力量，也 产生了未曾料到的、分散的、动荡的副作用。最显著的副作用 是财富分配相差悬殊。如果用费用的新概念来表达的话，则每 项事物都必须付出代价。那么，无视费用观点的社会，所设计 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秩序的安排，势必不能继续存在。封建时代 的庄园或商人住宅中，为了个人威严而设置的奴仆已经被遣散 了。18世纪在英国，19世纪在欧洲的农民改良运动以及20世 纪在亚洲的“绿色革命”，从耕地上驱走了佃农及雇农，而开 始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以减少劳动费用，增加单位产量。农村 社会的救济设施和互助善堂之类的组织网被破坏了，被迫离开 土地的人们流浪到新的工业城市。他们只获得仅仅能维持生存 的工资，而将全部剩余的财富给了富人。这些富人有些早就腰 缠万贯，有些则是暴发户。富人将所得的剩余财富或用于扩大 再生产，或用于荒淫生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贫富间的差距 悬殊，实际上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已经扩大了。今日发展中的社 会，也仍然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
由于过分强调商品的销售和利润的获得，这种社会体系对 一些主要的公共福利事业的投资，如卫生、教育、城市规划、 公共安全、环境改善等，因为不能提供直接利润，而被牺牲或 推迟了；而所有这些又无论如何也是一般穷人所办不起的。因 此，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私人富裕，公共污秽”，追溯到消 费品的生产和交换经济的最初阶段，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能明显地看到社会不平衡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是在早 期企业中被公认的正常工业成本方面；二是在第一批工业城市 的形成方面。首先，关于成本问题，在两个世纪以前，当工业 革命正在聚集动力的时期，新的经理人员及工厂主，对他们没 有经验的新企业中所预见到的危险，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就新 的企业来说，危险是确实存在的。例如一项无用的发明，一种 化学药品不起漂白作用反而将布烧了，坏机器没有完成预计的 生产而白白地消耗了蒸汽等等。这些都足以成为预料不到的危 险，更不必提额外的环境和公共福利的负担了。总之，每种新 工艺和新方法的试验，都可能带来使本人及其家庭以及他的朋 友破产的危险。在早期的日子里，还没有有限责任的规定。19 世纪的小说中，就充满着银行破产，职员潜逃及流氓股东之类 的故事。
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不会愚蠢到去支付任何可以避免 的费用。早期工业体系中成本的定义，包含极有限的内容。至 今在某些程度上，这种观点还保留着。成本原来只是企业家不 能不付的款项。至于任何其他的费用，却留给别人或搁置起来 置之不理了。不加处理的炼铁炉渣，小山似地堆在矿场或高炉 近旁。在美国威尔士的阿伯凡地方，大量废渣造成过严重惨 剧。那里堆积废渣超过一个世纪，后来多得向山谷下滑去，竟 埋没了儿童正在就读的一座农村小学。工业废水任意流入江 河，工厂的烟气排放到空中使人窒息。厂房内部节省得任何装 饰物品都没有，只有梦魔似的噪音、高温以及由震动、撞击与 没围栏的机器产生的各种危险。经常有十岁以下的穷苦重工， 掉进机器而惨死。
通过政治方面的影响，例如工厂法及稽查制度的建立，逐 渐地改进了工厂内部的条件。但是，空气的污染与大量废水的 排入河道，仍然很少引起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化的规模 和消费品的产量还没有那么大，空气、江河及海潮都还来得及 净化它们所产生的大量污物。自然体系还在充当无报酬的清洁 夫，被视为“无偿装置”。只有少数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讨论过 所谓“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譬如说，一个工厂的煤烟污染了 邻厂的窗户，或上游工厂排出的氯气毒害了下游的鱼类等等。 换言之，一个企业虽然自身避免了损失，却使别的企业受到损 害。这些经济学家也曾提出过补救办法，如处以公害罚款，课 以污染税等。直至 1967年，世界上最通用的经济学课本中， 只有一本在脚注和附录中谈到这类“外部不经济性”，可见这 个问题仍然被忽视了。
市场交易手段的缺陷，早在工业城市兴起的初期，就表现 得很明显了。技术革命和市场扩大无疑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人类的大部分工作不再是在耕地上进行，而是开始在密布建筑 物的区域中完成，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工厂和城市居住区扩大 的过程中。完全受市场动态支配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最显 著的缺点，始终存在。
历史上在欧洲的新兴国家中，由于中央集权的倾向，在技 术革命与市场扩大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推动首都城市的扩大。16 世纪，伦敦只有25万居民，米兰20多万，安特卫普及阿姆斯 特丹各只有10多万居民。两个世纪以后，伦敦就增加到将近 100万人口，巴黎超过65万人。然而城市的扩大，使新企业 家开始懂得了人口大量集中，给商业带来了利益。大量的劳动 力、便于交易的市场以及迅速的原料供应等等，所有这一切都 有降低成本的优点，形成了城市的格局。工厂开始搬往最大城 市的附近，于是建立了新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在1717 年只不过是一个1.2万人口的村庄，40年后增长到具有3万人 口的城镇，到19世纪60年代，却成为30万人口的大工业城 市了。
在这些新的聚居地，由于人口的过分集中，废物及排泄物 的祸患也就成倍地增加。再加上城市工人的穷困和非常拥挤的 棚户生活，使这种情况更为恶化。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人工资 同所有其他成本一样，都被压到最低数字。被逐出庄园的穷人 和手工艺者，以及贫苦小贩与孤儿，都被新机器剥夺了生活权 利而成为失业者。这些人的就业竞争，使他们所获得的微薄工 资，仅能勉强维持他们病弱躯体的生存。这种贫困情况转而又 造成了工业城市住房条件的恶化。房租本该同微薄工资相适 应，可是当时的哲学却是建造房屋只能是为了有利可图。因 此，解决办法只能是居住得拥挤不堪。小棚子似的房子在方丈 之地一个挨着一个搭了起来。搭的房子如此之多，竟有半数房 子的光线只能从别人家的门洞里射进来。有些棚户区连水井都 没有。有的在地下挖掘粪坑，有的则连粪坑都没有，根本无法 解决住户的卫生要求。所以，污物就不可避免地在街道上堆积 起来了。
由于租房居住的人家非常多，所以一般每家只有一间房。 或一间阁楼。他们却为房产主提供了利润，大大地提高了城市 的地价，从而更增加了供应廉价房屋的困难。在临时出租的房 间里，工人轮流租用床位睡觉。铁路的拱桥下，以及公园的长 凳上，都成了赤贫如洗的人们的流浪住处。目前在印度的孟买 仍有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中，疾病与死亡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事。城市的死亡率远较乡村为高，这样就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率。使人窒息的烟尘及混浊的迷雾，对患呼吸器官病症的人是 重要的致死因素。斑疹伤寒及其他传染病，在肮脏而拥挤的区 域流行起来，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可怕的伤寒病，从贫民窟 蔓延到中产人家的住宅区，最后甚至扩展到贵族的宫庭。
城市的所有这些祸患，使现代人类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凡是能够避开工业城市市区内污秽、疾病及噪音的 人，都设法迁居。19世纪中叶，人们就开始向城市近郊迁移。 起初是在骑马和乘马车所能达到的近郊绿化园林里建造别墅。 例如早期伦敦近郊的克拉勃汉及汉普斯特德，巴黎近郊的圣· 克劳或纽约近郊的布鲁克林·海兹，都成了别墅区。后来由于 火车能通到更远的郊区，于是居民就从大城市中心迁到远郊 区，从而形成了“卫星城”。居民区波浪似地继续向卫星城四 周扩大，其结果使人们原想逃避的情况，在新的地方又出现 了。到19世纪末叶，纽约的布鲁克林·海兹像所有其他“第一 代”的郊区城市那样，又成了新的城市中心。但是，城市的扩 大还在继续，地价不断上涨，引诱着私营地产商和投机的房屋 经纪人。在某些国家，富裕户迁移后，付得起高房租和地价税 的人减少了，使旧城区的问题更难于解决。因此，向近郊迁 移，却使旧城区的情况更坏。本杰明·狄士累利（本杰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l881年），英国保守党领袖， 曾任首相。——译者注）针对19世纪 时的英国情况曾这样说过：“同时存在着两个民族——富裕的 民族和贫穷的民族。”
早期工业化的灾害与随之而引起的工业城市的严重污染必 然会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经过一个多世纪经常的政治压力， 继续不断的社会改革的努力，再加上几次重大的政治革命后， 人们开始不相信所谓“市场永远正确可靠”的观点。市场曾经被认为能直接反映消费者的各式各样要求，从而能实现满意的 财富分配形式，并能维持一般人适当的福利水平。到20世纪 的后半期，开始出现了新型的“社会公约”。市场的作用，或 者是使它服从于社会主义下的国家计划；或者是在混合市场经 济的社会里，采用公认的社会政治责任来平衡市场经济，其内 容包括保护公共利益和适当满足市民对收入、教育、就业及福 利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但是，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成就，造成了经济体系上的新 压力，使早期的若干问题的解决，增加了困难。试看1945年 后的25年中，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繁荣情况。高级消费品常常 是因战争发展新技术而带来的副产物，如在能量、电子学、交 通及化学合成等方面，这些副产品极大地增加了市民使用动力 机械的范围，特别多的是汽车。在许多国家中，新颖多样的广 告刺激了消费者的生活享受欲望，而当局又对经济繁荣和充分 就业许下了政治诺言，使人们相信这种欲望将由可靠的收入予 以满足。因而，这种生活享受欲望开始像巨浪般地吞没着资 源，从而使物资与能量的需要量增加到空前的程度。这种征 兆．很快地就在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生产新能量的设备安装 起来了，开发出来的物资，被卖掉，被耗费掉，也有的被当做 废物丢弃了。世界贸易每十年就增加一倍。在许多国家中，国 民收入的增长率也差不多十年增加一倍。
可是，在这样狂热的经济发展的后面，旧的问题在继续扩 大，而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增加。在发达国家内，确实只有一定 的社会阶层是赤贫如洗的，但是，他们的困境和富裕者对比起 来，显得更加难以容忍。就全世界而言，工业化大国在生产和 消费两方面越来越超过那些摆脱了殖民地而今天正在发展中的 国家。在地球上，一个富裕的“北方”和尚未现代化的“南 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况使狄士累利对昔日英国社 会的名言，变成了今日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写照。
这种天壤之别的对照在城市中尤其显得突出。在发达国家 中，从贫民窟和犹太人街可以表现出来。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有棚户、红藻区（英文Favellas原义为红藻孢子团，繁殖极快。此处用来称人口密集而又增 加很快的陋巷。－－译者注）、茅棚村和聚赌村等等。在那里，成 千上万贫穷的农村移民侷居在肮脏的帐篷和陋室中。
即使在持续繁荣和普遍富裕的地区，问题也在增加。随着 私人小汽车的增加，向近郊迁居的浪潮日益增长。一个一个城 市向城郊区的周围扩展，到处是望不到头的宽阔的混凝土公路 和现代卫星城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过100万人口的大 都市，现在都扩大了，包括卫星城镇在内。人口增加到200 万、600万以至700万。
而且，排出物及废弃物的数量非常庞大，例如在美国每人 每年就达1900镑之多。排出物和废弃物随着城市和卫星城市 居民点的扩大而急速增加，势必突然加重空气与河流的负担。 总的说来，空气和江河仍继续被当做不花钱的“无偿物资”， 为千百万消费标准高的公民处理无穷的废物。自然界的这项负 担，不单是增加了原有污染物的数量，而且性质也已起了变 化。紧随着化学上的发现，使新技术有了发明、制备和创造新 物质的更大可能性。因此，正在大量发展的工业体系的排出 物，给人类环境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危险因素。
但是，真正的新危机，在过去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曾预见 到。这就是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压力，致使地球上似乎是无限的 资源，已经无法承受人们过度的耗用。19世纪欧洲移民开发 地球的温带地区，以及后来的新型能量与化学工业的非凡的生 产力，均曾掩盖过这种危机。而且在1945年以前，谁也没有 充分预见到世界人口会如脱缰野马似地增长。
可是一旦开始出现将来资源缺乏的危机，那末在应付这种 危机时，市场体制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市场解决物质缺乏 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物价。从长远来看，这种危机或有可 能刺激新技术的发明，从而节约物资与能量。但是在短期内， 物价上涨的恶果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但造成经济问题，而且还 会造成政治问题。如果成本与物价继续上涨，必然会造成某些 损失：或是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或是减少公用开支，如果两 者都不牺牲，那么只有破坏地球的环境。而当前的政治体系 中，更濒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在公用开支里包含着一宗大 量的浪费，并且最易引起通货膨胀的，就是军备费用。这不过 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于这个有矛盾的、分裂的和强权的现代 社会秩序的发展，市场曾起过决定性的刺激作用，而且不难想 象，这时新兴的民族国家，即培根所称的另一种偶像，“部落 的偶像”来说，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科学、市场和国家这个强有力的、三位一体的组合之 中，第三个因素国家，来源于政治主权的概念，它曾有过各种 形式，而且在氏族社会组织狩猎的时代就有了。重要的是现代 的国家，已经发展了它的权力、组织、意志和力量。
首先，国家建立了足以促进工业革命的广阔而又集中的国 内市场。例如英国或法国那样规模的国家，历史证明它的大小 对商业活动是最合适的。就是说市场规模既能满足创造一个为 了提高生产需要的“有效集体”，又能便于进行有效的管理。 像过去欧洲中部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过大的、松散的区域，则 几乎每座桥梁和每个城门，都成了征收关税和罚款的关卡。在 古代的中国，也因幅员过大，地区隔阻而不易很快地发展成为 一个真正的国家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在所有亚洲国 家中，日本这一个比较古老的岛国，像英国一样，民族主义与 工业化同时并进地发展了起来。
其次，西欧各国无意识地建立了世界性的市场。当时欧洲 的航海强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曾经首先同亚洲 进行贸易，然后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挤。这是因为欧洲当时缺乏 人们过去最喜欢的消费品，如丝绸和调味香料等。18世纪与 19世纪，英国超过了其他贸易国家，而首先建立了世界贸易 体系。英国一方面向新大陆出口非洲黑奴以提供生产蔗糖与棉 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将糖运销欧洲换取铁砂、木材与船舶用 品，然后再用非洲的金银（英国金币“guinea”就是以非洲几 内亚海湾一词定名的）购入亚洲的布匹与调味香料。
当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建立了半官方的“东印度公 司”贸易企业，使巨大的国际贸易更加有利可图。这样使英国 人能利用印度劳动力生产的机织布淘汰了印度的手工纺织品， 并以在印度生产的机织布取代兰开夏（兰开夏（Lancashire），英国的一个郡，为纺织工业区。--译者注）棉布，先供英国国内市 场需要，然后再向外出口。这就是首次用在殖民地生产的商品 代替进口商品的成功例子，从而为英国的纺织工业提供了大规 模使用机器生产的机会。
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世界性的商业霸权，并不是由于预 先制定的规划所促成的，而是未曾料到的历史的结果。但是， 这种类型的商业关系，一旦被英国创立以后，很快就被大西洋 沿岸的工业化邻国所仿效，因而不断地发展起来了。这种贸易 方式，基本上是用发达国家的资金与工业品去交换发展中国家 和通常是殖民地国家的原料。在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经济关系中，还保留了许多类似的形式。
第三，由于扩张国家权力而产生了对人类环境的冲击。这 就是将科学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发动战争。从16世纪到19世 纪，在全世界的海洋上，到处是欧洲劲敌之间的角逐和斗争。 他们为了控制商品，垄断与掠夺贸易地盘，而互相竞争和械 斗。海洋竞争的后果之一是促进了对轻质金属的研究。这类金 属制造的大炮，装在船上不致使船沉没。18世纪一些最卓越 的技术革新者，都是从海陆军的武器发展中开始的。例如，在 英国，亨利·柯特原先是一个海军雇员，后来使铁的生产进行 了技术革命。又如开啤酒瓶盖的起子的发明者亨利·茅茨来就 是在伍尔维奇兵工厂开始他的机工职业的。
不仅初期的殖民竞争热衷于挑起战火，而且当德国、俄国 与日本加入了强国的行列之后，他们也向早被瓜分的世界谋取 霸权，并扩展他们的利益。这样殖民地争夺国之间，就爆发了 一连串的战争。在20世纪中，这种战争曾两次席卷了全球。 直到如今，还遗留着疑惧和互不信任，使他们每年的军费开支 达到2000亿美元。
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明显地加速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 性的军备竞赛，对于专门技术的发现和应用的研究，就必然带 来更大的推动力，这是可想而知的。由于19世纪需要轻便、 精良的武器，促进了制造武器的通用零件工业和高速机床，新 型钻床，坚硬金属以及新合金工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发明，对 于大量生产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的发展，起 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坦克的发明，给农业提供了拖拉机。 而且还对汽车和飞机的制造起了难以估计的促进作用。第二次 世界大战加速了各种电子仪器设备的发展，而其中最大的发现 则是“普罗米修斯之火”——原子核裂变，其能量可为人类服 务，而其威力却可毁灭地球。所有这一切由战争引起的刺激作 用，这一切投资，所有人类的高度智慧以及极其精密的设备， 全部投入战备。这就是人类社会中最消极、最富有破坏性和最 浪费的行为。而且也给人类的福利和天然资源造成不可估计的 损失。
简而言之，人类迄今尚未找到一种好的组织体系，能调节 日益增长的要求和国家的野心，并使人类共居的地球保持团结 的方法。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活大大 丰富和市场的表面繁荣，但是，人类对他们居住的地球现状， 仍然抱着惶惶不安的心情。
正像前一个世纪工厂集中在城市市区，大大地增加了污物 和污染的压力一样，在我们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 仅就大量的消费者集中在城市而言，就开始出现了类似的后 果。排水系统、废物处理和城市结构等，没有任何一方面能够 适应如此庞大人口的购买、消耗、享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理等。
尤其是，财富的分配极不公平。在富裕的国家里，总有少 数人，或因种族歧视，或因年老，或因疾病等理由，被社会遗 弃，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他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四分之三的 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就全世界而言，却有四分之三的 人口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而且由于这部分人口的不断增加， 改善生活的前景就显得相当的渺茫。
因此，恢复平衡与希望，缓和失望与压力，为建设具有生 命力的政治秩序确立共同政策，这些，都是地球上建设美好的 人类环境的先决条件。
如果人类在今后几十年中，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追求科 学的发明、经济的贪婪以及国家利己主义的话，我们就无法正 确预计，到达2000年时，地球是否还会安全地为人类服务， 人类社会是否还会安全地存在下去，都成了问题！
同样，认真检查我们失败的关键所在，乃是我们向明智和 限制滥用权力迈出的第一步。无论如何，如果采取必要的步 骤，就可使我们免于陷入分裂、干涉别国、分离主义倾向、野 心勃勃和无穷贪婪等等之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 的全部积极成果。我们必须改革关于收入、环境和城市等方面 的经济管理方法。我们必须在世界政治秩序的范围内，纳入那 些民族主义中有价值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社会以及 物质方面的责任。如果我们过去犯的错误教给了我们解决问题 的方法，在人类生存至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是能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