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美国环境危机的多种原因方面，我们现在已达到了 如下认识：我们知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在某些 事情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一系列的污染问题的大部分要么是 在战后才开始的，要么就是自那时以后大大地变严重了。在环 境危机中有两个因素是经常受谴责的，即人口和富裕，它们在 战后是急剧上升的，但是用这两个增长的因素去解释从1946 年以来200—2000％的污染度的上升时，它的增长率就显得太 小了。这两种因素的结果，即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总商品产量 （全部产量等于人均生产乘以人口），也不足以说明污染的加 剧。总产量——按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测定——自1946年以来 是以126％的速度增长的，而这同时，大部分污染水平都是以 至少几倍于这个百分比速度上升的。除了人口和富裕以外，肯 定还有什么问题是与环境危机紧密相关的。
在一定的生态领域中，“经济增长”是一个经常代人受过 者。就如早先所证实的，为什么经济增长能够导致污染，是有 着很好的理论根据的。生态圈的利用率造成了经济增长，但 是，在不滥用这个系统和不将它推向崩溃的情况下，它也不一 定就不能增长。不过，这个理论上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经 济活动的增长都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污染。环境上所碰到的问 题，是根据这种增长如何取得来决定的。在19世纪期间，这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部分是靠贪婪的木材砍伐所维持的，这种滥 伐剥裸了山坡，侵蚀了土壤。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 开始使美国摆脱了萧条的经济增长，又是由于采取了一个在生 态学上非常正确的措施——土壤保护计划而增长的。这个计划 有助于恢复被消耗了的土壤的肥力，从而对经济增长有所贡 献。这种在生态学上是正确的经济增长，不仅避免了环境的紊 乱，而且甚至能够使它复苏。例如，由于密苏里河流域西部在 经济上一直是非常获利的牧场，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之后， 这条河流一带的硝酸盐污染的含量似乎一直在下降。相反，在 其下游，在内布拉斯加，由于大量使用氮肥，经济增长是靠反 生态而取得的，从而这种增长导致了严重的硝酸盐污染问题。
换句话说，经济在增长这个事实——国民生产总值在增 长——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可能存在的环境后果。因 此，我们需要知道经济是如何增长的。
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在政府的各种统计中都有着极其详 尽的记录，——将每年生产的各种商品数量、有关的消费、出 售货物的价格，以及诸如此类的数字列成表格的庞大卷宗。尽 管这些没完没了的数字栏目是挺吓人的，但仍能够从中找出某 些非常有用的重要的事实来。尤其是它非常有助于计算每种生 产活动增长的比率。在把很多表格输入到一个适当的编好程序 的电脑里后，这一步骤目前是可以实现的，为了把一种经济增 长与另一类进行比较，使电脑得出一个在生产或者消费上百分 比的增长或降低的数字，是非常有用的。
不久以前，我的两个同事和我查阅了这些统计表，然后从 中挑选了几百条资料，它们一起说明了整个美国农业和工业生 产中的主要和有代表性的部分。这里的每一条资料，即生产或 消费上的年平均百分比变化，都是从自1946年以来最早的， 或者是由自统计可用的日期以来的统计中计算出来的。我们把 整个25年里的全部变化计算出了一个25年的增长比率。然后 把这个表重新按照增长率的减少顺序排列起来，于是一个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如何增长的画面便出现了。
具有最高的战后增长率的经济竞赛的优胜者，是不回收的 汽水瓶的生产，在这个时期里，它增长了大约53000％。具有 讽刺意味的失败者是马。工作马的数量是按照它战前的数字的 87％下降。亚军是很有趣的，但似乎是大杂烩。第二名是合成 纤维的生产，上升达5980％，第三名是氯生产中所使用的汞， 上升3930％。接下来的名次按下列顺序排列：用于防腐漆中 的汞，上升了3120％；空调压缩器，上升了2850％；塑料，上 升了1960％；氮肥，上升了1050％；电动炊具（如罐头刀、爆 米花机）上升了1040％；合成有机化学制品，上升了950％； 铝，上升了680％；沼气，上升了600％；电力，上升680％； 杀虫剂，上升390％；木浆，上升313％；货运，上升222％； 消费电器（电视机、录音机）上升217％；摩托燃料消费，上 升190％；水泥，上升150％。
还有一组生产活动，就如前面所已论述过的，是与人口的 增长保持均衡的（约42％），它们是：食品生产和消费，整个 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以及钢、铜和其他的普通金属。
最后的败北者，它们比人口增长还要慢，或者在全部生产 中，实际上是在收缩，这类生产有：铁路运输，上升17％； 伐木，下降1％；棉纤维，下降7％；回收的啤酒瓶，下降 36％；羊毛，下降42％；肥皂，下降76％；在这支队伍的最 后，是牲畜马，下降87％。
从所有这些资料中出现的情况，都严格证实了：在大部分 为基本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食品、衣服、住宅——只是保 持以40－50％的比率上升，而人口的上升也是同样的情况 （即平均每人的生产基本上是固定的）时，那些为适应这些需 要而生产的商品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的生产技术代替了旧 的，肥皂被合成洗涤剂代替，天然纤维（棉花和羊毛）被合成 纤维代替，钢和木材被铝代替，铁路运输被汽车运输代替，回 收的啤酒瓶被不回收的代替。在农场里，在人均产量保持稳定 时，能得到收获的土地的数量却在下降，结果，化肥代替了土 地。旧的灭虫方法被合成杀虫剂如滴滴涕之类所代替，而为了 控制杂草，除草机被药剂喷撒所代替，牲口的草原放牧被饲养 场所代替。
从这些例子中的每一项看来，发生了剧烈变化的是生产技 术，而不是整个经济商品的产量。当然，1946年以来在美国 的部分经济增长中，有某些新的商品介入，空调器、电视机、 录音机以及滑雪车，所有这些方面的增长是在没有替代任何旧 的生产的情况下独立增长的。
通过这种方法的精选，大量的生产统计开始形成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模式。总的来说，自1946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 对适应个人需要的基本商品的影响，是惊人的小。那种统计学 上的想象，“平均美国人”现在每年所消费的热量、蛋白质， 以及其他食品（虽然总有些缺少维生素），使用的衣服和清洁 剂，占有新建的房屋，所必需的运输以及所饮的啤酒（平均每 人26加仑！），都和他在1946年时的消费使用量一样多。然 而，他的食品现在是生长在使用比以前多得多的氮肥和杀虫剂 而面积较少的土地上；他们衣服更可能是用合成纤维，而不是 用棉毛制成；他是用洗涤剂洗衣服，而不是用肥皂；他住在和 工作在更多的依赖于铝、水泥和塑料的建筑里，而不是钢和木 材；他使用的商品越来越多的是由卡车运来，而不是由铁路运 来；他用不回收的瓶子或易拉罐，而不是用回收的瓶子或者在 酒吧里喝啤酒。他更可能住在和工作在有着空调的环境中，而 不是以前那样的环境。他开车的距离大约是他在1946年时的 两倍，他乘坐较重的小汽车，装的是合成的而不是天然的橡胶 轮胎，每公里使用更多汽油，汽油中含有较多的四乙铅，被用 在加大了能量和压缩效率的引擎之中。
这些主要的变化又导致了其他的变化。为了供给新的合成 纤维、杀虫剂、洗涤剂、塑料和橡胶所需要的原料，合成有机 化学药品的生产也迅速增长。有机化学合成使用大量的氯，结 果，氯的生产急剧增加。为了生产氯，就要有一股电流通过经 由水银电极的盐溶液。为了这个目的而消耗的汞增加了——在 战后的25年里，是按着3930％的比率增长的。还有混凝土所 需的水泥和铝（也是这个增长比赛中的优胜者）、化学产品，都 使用了相当大量的电力。毫不奇怪，电力这一项自1946年以 来也是明显增长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已经从广告业中所知道的事 情——广告业也附带着增长了。例如，为广告业而使用的报纸 比为新闻的使用增长要快——即我们是由一种建立在现代技术 上的经济所保佑着。但是，当我们急于购买合成纤维衬衫和洗 涤济、铝制品、不退瓶的啤酒，以及底特律的新产品时，这些 广告并没有告诉我们，所有这些“进步”都在极大地增加着对 环境的影响。
这个经济增长的模式是环境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一 件件污染物，精确地说明，美国战后技术的变迁产生的，不仅 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预示意义的国民生产总值上的126％的增 长，而且还有一个在比率上高于国民生产总值10倍的环境污 染水平的上升，根据这一点，大量有关突然出现的环境危机的 奥秘和困惑都可以被解除了。
农业是一个好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技术”的涵 义是电脑、复杂的自动控制、核电力，以及宇宙探索，这些都 是被用来抱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不满意的技术。比较起来， 农场似乎是相当清白的。但是，某些最严重的环境上的问题都 可以被追溯到美国农场的变迁上去。
在多种有组织的人类活动中，农业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密 切。在它由现代技术变革之前，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农场那样 能为人提供方便了。在那儿，只有几种完全是天然的生物活 动：在土壤中的植物的生长和靠谷物生活的动物种类。植物和 动物是由长期以来在自然中建立起来的方式养育、生长和再生 产的。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也同样自然。庄稼消耗着营养，如 来自土壤的无机氮，这些养分是靠细菌的逐渐活动转化土壤中 的贮存有机物而来的，有机物的贮存是由植物的残骸和动物的 粪便返回土壤，以及把来自空气中的氮固定为有用的有机形式 而维持的。
在这里，生态的循环几乎是平衡的，只要稍稍当心一点， 土壤的天然肥力都可以被保持很多世纪——譬如在欧洲各国以 及很多东方的地区。特别重要的是土壤中动物粪便的保存，还 有植物体上的每一个可用的残片的同样利用——包括将靠农场 的食品为生的城市所造出的垃圾返回地里。
几乎每一个访问过美国的、有远见卓识的欧洲观察家，都 会被我们对土壤管理的漠不关心所震惊。无须大惊小怪，因为 美国的农民一直在为经济上的生存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在 30年代的大萧条中，某些最严酷的灾难都落到农民头上，先 是由于管理不善引起的土壤退化，后来又是完全由于风和河流 的综合侵蚀而引起的土壤流失。在战后时期，新的农业技术进 行了挽救。这种新技术一直都是那样成功——用农民们在经济 上所赚回的钞票来衡量，以致开始被奉为一种新的与古代的农 业计划相距甚远的农场业管理，并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名称—— “农业企业”（Agribussiness）。
农业企业建立在几种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主要有农业机 械，遗传上对植物种类的控制，饲养场、无机肥料（特别是氮 肥），以及合成杀虫剂等。但是，很多新技术都是生态学上的 祸患；农业企业是环境危机的一个主要肇事者。
例如饲养场。在这里，牛群被从牧场上迁来，用很长时间 来催肥，以备市场之用。因为牲畜被限制在一个地方，它们的 粪便也在一个地方大量积存起来。结果，本来的自然有机粪便 转换为腐植质的效率受到了限制。因此，在一个饲养场里，大 部分含氮的粪便被转化成可溶解的物质（氨水和硝酸盐）。这 些物质迅速地蒸发，或者渗入土壤之下的地下水中，也可能在 暴雨时期直接流入地上水中。这一点，对于在某些靠地下水供 应的农业用井中出现高硝酸盐度，以及中西部由于在大量溪流 中水藻过度生长而出现的严重的污染问题，都是负有部分责任 的。在那些饲养场没有处理的粪便可以触及地上水的地方，就 加在那些可能已经被市区废物弄得超负荷的溪流上，强迫这些 溪流提供大量的氧。
一个家畜产生的粪便要比一个人多得多。这种粪便很多现 在都被限制在饲养场之内。例如，1966年，有1000万头牛在 被屠宰之前是被圈在饲养场里的，这比8年前增加了66％。 这是全美国牛总数的一半。现在饲养场产生的粪便超过了全美 国市区的总污水量。事实上，我们的污水处理问题要比一般所 估计的程度大两倍多。
牲畜与土壤在自然上的分离，影响到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事 物，这一系列的事物再次被引向严重的生态问题。被圈在饲养 场里的牲畜是靠谷物，而不是靠草场喂养的。因此，当这种饲 养场在中西部不断出现时，土壤则被用来集中生产谷物，而不 是做牧场，腐植质含量被耗尽了；这时，农民们只能借助于使 用日益增长的大量无机肥，尤其是氮肥，从而引起了生态上的 毁灭性后果，这种后果是前面已讲述过的。
在这点上，化肥推销者，——以及某些农学家——可能要 提出抗辩，他们强调，饲养场和集约使用化肥，从根本上增加 了食品产量，使其足以和美国及世界增长的人口保持平行。有 关这方面的实际统计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不仅揭示了农业生产 新技术的作用，而且也揭示了污染的问题。
从1949到1968年，美国全部的农业生产增长了45％。因 为美国人口在那个时期的增长是34％，所以全部生产的增长 只是以与人口保持平衡。谷物人均生产增长了6％，但是，在 那个时期，每年使用化肥的增长是648％，比起谷物的增长 来，这个数字大得惊人。出现这种悬殊的原因在农业统计上有 所发现：在1949—1968年间，可以收获的土地面积下降了 16％，显然较多的谷物是由较少的土地生产的（单位亩产量增 加77％）。氮肥的集约使用让“农业企业”所适应的正是人口 对食品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却减少了为此目的而使用的土地 数量。
这些统计也可以用来说明产生水污染的情况。1949年， 美国农业部的每个谷物生产单位所使用的氮肥平均约1.1万 吨。1968年，大约有5.7万吨氮肥用于同样产量的谷物中。这 说明，氮肥对谷物增长的效率降低了5倍。显然，大量氮肥并 没有进入谷物之中，它们肯定是在生态系统的某个地方找到归 宿的。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看在前面第五 章里所叙述的伊利诺斯的农场。在这个州里，按平均数看，在 1949年，约使用了2万吨氮肥，每英亩的玉米产量约50蒲式 耳。1968年，这个地区使用了约60万吨氮肥，平均每英亩玉 米产量约93蒲式耳。在化肥和产量增长之间悬殊的原因是生 态上的：玉米这种植物，终究只有一定限度的生产能力，因此 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才能迫使这种植物在其产量中增加 最后几公斤。所以为了取得这样一种高产量，农场主就必须使 用比这种植物能够摄取的量更多的氮。很多留存的氮从土壤中 渗出来，污染着河流；要在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取得这样一 种化肥增长下的高产量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从当前农场主 的经济状况看，他离开污染，就不能生存。这个地区经济收支 平衡点在每英亩玉米80蒲式耳的范围以内，为了取得玉米的 最后20蒲式耳，即意味着前面所说过的获利和赔本差别的20 蒲式耳，农场主必然要加倍使用氮肥。但是，增添的氮只有一 部分进入谷物，其他的则流入河流，并污染着用水。例如，就 像我们在伊利诺斯的迪凯特所看到的一样。
新的化肥技术所带来的东西对农场主是很清楚的：在比以 前少的土地上可以生产较多的粮食。从出售谷物所获取的利润 比例来看，在化肥上的花费是低于其他任何一类经济投资的， 而且土地银行按土地面积所付给农场主的并不是赖于谷物的回 报，更是新技术的回报。这个代价，——以环境恶化的方式 ——由农场主们在城里的邻居们所承受了，城里人发现他们的 水被污染了。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 态学上的失败。
杀虫剂的情况也很类似：在效用不断降低中，使用量每年 都在增长，结果是过度的环境冲突。至此，随着像滴滴涕一类 的新合成杀虫剂的引用，在美国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所使用的杀 虫剂的数量，在1950－1967年之间，增长了168％。在杀死了 害虫的天敌的时候，害虫逐渐有了抵抗能力，新的杀虫剂则逐 渐失效了。结果，只有必须用越来越多的杀虫剂数量来保持收 获量。例如，在亚利桑那，从1965－1967年间，用在棉花上 的杀虫剂增加了3倍，由于产量同时明显下降——这是一个农 用踏车（踏车：treadmill一种畜力磨粉机。），它迫使我们永远要更快地行动，以保持适当的位 置。结果，日渐降低的效力又意味着一种日渐增多的杀虫剂被 释入环境，在环境中，它们成为野生动植物和人类的威胁。
一方面，这种现代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观点，只是增加了人 们对那些提供技术的商业智慧的赞扬。从这点来看，氮肥工业 必然肯定要作为整个时代的最聪明的企业经营之一，而占有其 一席之地。在无机氮肥诞生之前，农场主不得不主要依靠使氮 固定在土壤里的微生物来维持土壤的肥力。这种天然的位于土 壤里的微生物不是存在于植物的根部，就是在植物根部的周 围，可以弥补农场在贩运食品中不可避免地要损失的氮，或者 是由于自然过程中的损失。微生物是一种免费的经济商品，除 了要进行作物轮植以及另外一些必要的土壤管理外，不需要任 何成本。现在化肥商人来了，他们带着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且是很生动的——例子来证明，靠提供在数量上比弥补土壤中 亏空多的化肥，可以使作物产量急剧增加。这种新的有销路的 产品，不仅代替了自然免费提供的东西，而且协助杀死了竞争 者。因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验室的例证，即在无机氮出现时， 微生物对氮的固定活动也停止了。在使用了无机氮肥的影响 下，原来生活在土壤里的使氮固定的微生物可能就不能幸存下 来，或者即使幸存下来，它们也可能发生变异，而成为不能进 行固定的形式。
我认为，有着这样的可能，无论在哪里，只要无机氮肥一 直在继续和集中使用，固定氮的微生物数量就要急剧减少。结 果，就将越来越难以放弃集中使用氮肥，因为这种主要的天然 氮肥的来源已经不存在了。对商人来说，氮肥是“完美无缺” 的产品——当它被使用时，任何竞争者都被排除了。
新的杀虫剂同样有着良好的商业性质，因为杀死了先前置 害虫于死地的益虫，这些杀虫剂就剥夺了我们用天然的、免费 的、通用的竞争者对新技术产品进行抵制的能力。当农场主们 企图放弃他们与合成杀虫剂联盟时，他们则常常发现，必须引 进新的害虫天敌，以代替那些原来将害虫控制于其下的天敌。
像一种能使人上瘾的毒品一样，氮肥和合成杀虫剂在它们 被使用的时候，就真正创造出了不断增长的需求，购买者对这 种产品入了迷。
从市场的角度看，洗涤剂可能在现代技术发明中是最成功 的。在将近25年当中，这种新的发明从人们最古老的、基础 最牢固的和最有用的发明之一——肥皂手中，夺取了2／3还要 多的市场。这种技术上的更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 的许多事例中是很典型的：一种天然有机产品被一种非天然的 合成品所代替。在每一个例子上，新的技术都加剧了环境与经 济利益之间的冲突。
肥皂是由一种天然的产品——脂肪，再加上碱制成的。在 肥皂制造中使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脂肪是棕榈油。这种油是由 棕榈树利用水和二氧化碳作原料，由阳光供给必要的能量而产 生的。这些全部是免费可用的，能再生的资源。在棕榈油的合 成中不会产生环境上的影响。当然，对一个棕榈种植园的不适 当的管理能够使土壤亏空；而且当从棕榈果中提取油的时候， 要使用燃料，其燃烧还会使空气污染；由油和碱加工成肥皂， 也要消费燃料和产生废物。
肥皂一旦被使用并被排放出去时，它就由可致腐烂的微生 物分解了——因为天然脂肪很快就受到了微生物酶的攻击。在 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微生物活动都是在一个污水处理站的范围 内进行的。所以被送入地上水的只是二氧化碳和水，因为脂肪 中仅含有碳、氧和氢原子。因此，在水的生态系统中，没有或 几乎没有因为由肥皂废物而出现的生物学的氧需求而造成的影 响（这种需求伴随着有机废物的微生物分解）。肥皂分解时的 产品二氧化碳，通常（也不具有生态上的侵入性质）因为它已 经从其他的环境来源中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所以肥皂在它的生 产和使用上，相对来说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很轻微的。
与肥皂相比，洗涤剂的生产可能就产生着急剧的环境影 响。洗涤剂是由最初存在于石油的原有机物质和其他很多物质 合成的。为了取得这些原料，石油要经历蒸馏和其他一些能量 消耗过程——燃烧燃料污染空气。然后把提纯的原料进行一系 列的化学反应，加入氯和高温，最后所产生的就是活动的清洁 媒介剂。这种媒介剂与各种添加剂混合，用来使水变软，漂去 污物，使洗涤物光亮（这种添加剂反光很强烈，人们会看到一 种眩目的白色），而且另方面也使广告作者们的心情大为舒畅。 把这些包装好了之后，就成了洗涤剂。单独用于生产活动的媒 介物的总能量——因此也产生空气污染——大约是生产肥皂制 造所需油的3倍。而且为了生产所需用的氯，就要使用汞—— 而且作为一种污染物而被释入空气。所以，在用人造的化学方 法代替自然方法中，合成剂的制造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比肥皂 生产要大的环境压力。
合成剂一旦被使用，就成了一系列新增污染的根源。它的 污染与肥皂不同，是很严重的。肥皂已经被使用了几千年，无 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广阔的各种各样生态的、经济的和文 化的背景中，据我知道，都没有任何关于污染问题的记录。相 反，仅在25年内，洗涤剂不论在哪儿使用，都会建立起一个 声名狼藉的很糟糕的环境档案。
最初出售的洗涤剂是以不同分支上的分子组成的石油产物 合成的，因为霉菌的酶是不能对这种分子发生作用的，这些分 子通过污水处理后并没有变化。只是在洗涤剂成堆的泡沫出现 在溪流上，同时在一些地方从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变得像啤酒泡 沫一样的时候，工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l965年，在立法机 关的胁迫下，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各种洗涤剂被引进美国， 这些洗涤剂具有霉菌可以进行活动的不分支的分子。但是，在 这个分子的一个末梢上，这种新的洗涤剂还有一个苯单位，在 水生态系统中，苯可以被转化为酸（石炭酸），这是一种有毒 的物质。事实上，新的可降解的洗涤剂比老的洗涤剂更有可能 杀死鱼，虽然这种新洗涤剂不产生那种讨厌的泡沫。
另一个污染问题又由于洗涤剂中所含的磷酸盐而出现了， 不论是能降解的，或者不能降解的都是如此，因为磷酸盐能够 刺激水藻的过分增长，水藻在死亡时会用其有机物质使水生态 系统负荷过重。磷酸盐添加在洗涤剂中有两个目的：使硬水软 化（因为它有助于约束一些物质，如钙，这些物质使水硬化）， 也有助于使肮脏的微粒悬浮起来，以便它们能够被迅速地冲洗 掉。肥皂本身可以完成这两种作用中的第二种，但不能完成第 一种。在硬水中，肥皂是很没用的，但是可以通过加添软水 剂，如磷酸盐之类，来得到改进。因此，磷酸盐只是需要用来 解决硬水问题的。不过，在有硬水的地方，可以通过一种家用 软水器来进行处理，这种器具也可以与洗衣机装在一起。换句 话说，不用求助于磷酸盐也可以进行成功的洗涤，而将磷酸盐 加入洗涤剂时，就会使已经非常严重的环境上的后果更加严 重。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必要去取代肥皂。就如最近的化学 工程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绝无道理来说明为什么旧式流行 的肥皂就不能用于大多数家庭和商业的洗涤。”
最近几年，洗涤剂制造者们一直受着环境上的各种报怨的 围攻：先是抵制不能降解的洗涤剂，然后是反对磷酸盐，而在 最近，他们又以极其可观的代价，企图用NTA（nitrilotriacetic acid）来代替磷酸盐时——又落到被美国公共卫生局批评的地 步，因为在动物实验室里，NTA被发现是可以导致生育缺陷 的。问题出现了：由洗涤剂所产生的经济上的好处值得招来所 有这些麻烦吗？从洗涤剂中产生的经济好处是它的洗涤能力。 在这种基础上，一种洗涤济在经济好处上是不比肥皂强的—— 而且在一种生态学的“坏处”上，它要比肥皂糟糕得多。
当然，要说明的是，洗涤剂把肥皂从市场中驱逐出去的很 多事实都意味着，使用者们发现它们要比肥皂更理想，从而获 得了较好的经济利益。但是，当广告被重视起来时，这个说明 便又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力量。在英国一个调查证实，不同商标 的洗涤剂的出售量，与它们对应的广告费用是成比例的。这并 不是仅仅要让购买者了解这种产品的效用，而是期待这些效用 将会支持进一步的购买。因此，当广告被削减费用时，销售也 就下降了。1949年，尤尼里沃尔的成本中的60％都用在在英 国做洗涤剂广告上，并从而获得了整个销售的60％利润；到 1951年，它的广告预算减少到全部成本的20％，销售也下降 到10％。不过，教训是被吸取了，到1955年，广告费用—— 还有销售——都从1951年的低水平上增加了3倍。这会给人 一个这样的印象：是广告，而不是洗涤剂的效用是决定销售额 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把从肥皂和洗涤剂中所产生的经 济利益看做等同的话，我们就能调查出环境上的代价，即从磷 酸盐含量测定出来的，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比率。1947年，在 美国出售的每吨清洁剂（把洗涤剂中的活动清洁媒介看做等量 于同样重量的肥皂）含有约7磅三价磷的磷酸盐，它们在使用 后进入水域，在那儿由它产生了水藻过分生长的问题。1968 年，一些使用过的清洁剂中每吨含有137磅的三价磷磷酸盐， 进入到环境系统。由洗涤剂在技术上对肥皂的代替，引起了一 个20倍的由清洁剂中产生的磷酸盐在环境上的作用的急剧增 长——从消费者来说基本上没有获利，洗涤剂取代肥皂，并未 使我们比以前干净，却让环境变得更污秽了。
纺织业反映了另一种非天然的合成物质对天然的有机物质 的替代。据某些有关资料的统计：1950年，在美国，由纤维 厂使用的纤维，人均大约为45磅。在这个总数中，棉花和羊 毛所占的人均数约35磅，中性纤维（如人造丝）约9磅，全 部人工合成的纤维（如尼龙）约1磅。1948年，总的纤维消 费是人均49磅。但是，现在棉花和羊毛的人均数为22磅，中 性纤维为9磅，而合成纤维是18磅。“富裕”——人均使用纤 维——情况基本上未变，但是天然材料都明显地为合成材料所 代替。这种技术上的更替加剧了对环境的压力。
为了生产纤维，不论是天然的，或是合成的，原料和能源 两者都是必备的。组成一种纤维的分子是其本身线状的聚 合——不断重复的小单位的长链。在棉花中，这些聚合体是植 物纤维，是由几百个葡萄糖单体一端连一端组成的长形分子。 能量也需要集合成这样一个精巧的结构——形成必须的葡萄糖 单体，并把它们连在一起成为分子组成的线体。形成棉花纤维 所需要的能量，是由棉植物从一种免费的，能够再生的资源 ——阳光中取得的。羊毛是由蛋白聚合体角质素所组成的，它 在形成中所需要的能量，是从羊的食物中获得的，而羊的食 物，反过来也是从阳光中产生的。
一种充满活力的过程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是温度，这个 过程是在温度中进行的。生物在做它们的充满活力的工作时， 无须使空气加热，也不会用它有毒的产品去污染空气。不论在 棉植物体或羊体中，把天然聚合体集到一起时的化学反应，都 是在很低的温度中进行的，而且能量的转移效率很高。没有什 么被燃烧，也没有什么被排放。从任何一点来看，这都是生命 的质量检验证明——它可以在地球的环境中，在这个星球的一 般温度下正常运转。一个如地球表面这样复杂体系的化学组 成，是由它的总温度所决定的，因为当一个体系的温度上升 时，一些不活动的部分就能够有反应，从而改变了它们的化学 组成。例如，在地球的温度范围内，氧和氮之间的化学反应是 很小的，因此这些气体在空气中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反应物的 缺少，像氧化氮，都反映着地球温度的范围。因此，尽管组成 氧化氮的两种成分——氧和氮——在空气中是大量地密切地 混合在一起的，但在地球通常的温度下，氧化氮仍是很稀少 的，因为除了在高得多的温度下，这两种成分是一点也不能反 应的。各种生物，在没有氧化氮的情况下也在进化着、发展出 多种化学过程，这些过程在出现氧化氮的情况下便会受到损 害。所以，生物对来自氧化氮的有害影响非常敏感，因此不论 在什么地方，只要出现不正常的高温和产生了氧化氮，对生物 都是非常危险的。
生产一种合成纤维，如尼龙，所需要的能来自两个来源。一 部分在原料中，因为这些原料一般都来自石油或天然气，它们的 能量是早先由植物化石所吸收的太阳能的再现。当然，这是一 种不能再生的能源，所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浪费性的。
在尼龙合成中所需要的另一部分能，要从来自石油或天然 气的各种原料中分离出来，用以促使各种化学反应的发生。例 如，尼龙是通过6个到10个这样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 过程进行时的温度在200℉（大约相当于水的沸点）到700℉ （大致是铅的熔点）的范围内。这意味着非同一般的燃料高温 燃烧，因此要产生空气污染。这种反应可能将化学废品排入到 空气或水中，产生着在天然纤维生产中不存在的环境影响。
当然，棉花和羊毛的生产也可能践踏生态原则，而且在实 践中已经发生了。在美国，现在棉花的种植是集中使用氮肥、 杀虫剂和和除草剂，所有这些都产生着一系列的环境影响，这 些影响是合成纤维工厂中不会发生的。另外，从事棉花生产的 拖拉机所燃烧的汽油也可能招致污染。这类后果当中，有一些 可以被限制到最小限度内，例如，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 害虫的自然控制上。同样地，尼龙生产也可从生态学的角度， 通过减少化学废物的排出来得到改进。不过，这里需要解决的 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即使在这两个过程中，进行了所有可能 的生态学上的改进，天然的过程在生态学上仍然是更有优越性 的。棉花为了它们基本的化学合成，所涉及到的是一个可免费 使用的、无污染的能源——阳光，然而在一种纤维的化学合成 中，能量必须来自一种非再生的来源，而且通过高温操作，排 出在生态上是有害的废物。即使使用了最好的可能有的控制， 这类操作还是要用浪费的热量来污染环境。
一种合成纤维只要生产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环境产生 比天然纤维要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人工的和非天然的，所以合 成纤维在使用丢弃后，就不能不给环境以压力。从另一方面 看，在棉花和羊毛中的天然聚合体——植物纤维和角质素，是 土壤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们返回土壤，就不会 像垃圾一样积攒起来。
植物纤维，不论它在一片叶子里，或在一件棉质衬衫里， 或是在一小片纸中，它的生态命运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它掉在 地上，并逐渐用土覆盖其上，这种植物纤维物质就进人了一系 列复杂的生态学过程。这种植物纤维结构首先被霉菌侵入，霉 菌的植物纤维分解酶将其所含的糖释入土壤中。这些物质刺激 了微生物的生长。同时，植物纤维的退化也允许酶侵袭这片叶 子的其他聚合成分，把可溶解的含氮的成分释入土壤中，这些 物质刺激霉菌的生长。最后的结果是新的微生物有机物，它们 逐渐转化为腐植质，一种土壤自然肥力的基本物质。因为植物 纤维在土壤生态机器中是一个基本的齿轮，它不会只作为一种 废物而积攒起来。角质素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活动也相类似。 所有这些都来自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是因为在自然中由生物所 产生的每一个集合体，都存在着酶，它们具有使那种聚合体退 化的特殊能力。在缺少这种酶的情况下，天然的聚合体对退化 具有相当的抵抗力，这很明显是来自那种对抗生物性袭击的结 构上的耐力。
与合成纤维的对照也很明显。尼龙和类似的合成聚合体的 结构是一种人类的发明，它不能在天然的生物体上出现。因 此，与天然的聚合体不同，在自然界中退化酶的结构中发现不 到与合成纤维相似的物质。在生态学上，合成聚合体是完全不 能分解的。而且，从自然聚合体的角度上看，是没有其他天然 媒介能力可以以高效率来分解聚合体的。所以在地球上生产出 来的每一块合成的纤维或聚合体，要么通过焚烧而被毁灭 掉——同时污染空气，要么就要作为垃圾被积攒起来。
这个事实对于任何一个在最近些年里漫步过海滨的、并对 沿岸所投掷的各种塑料物品的阵势而感慨的人来说都是很清楚 的。仔细看看这类东西——塑料绳碎片、丢弃的啤酒罐，以及 塑料瓶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和其他在海滨的东西一样， 如玻璃片、塑料制的东西也被海浪运动磨损了。但从生态学上 来看，提一个有关在环境中的任何既存物质的问题，总是很有 用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到哪儿去？”那么，这些磨损了的塑 料物品的物质进入到海洋的环境中去了吗？在一个最近的报导 中，答案变得很清楚，那些用来从海中捞取微小的有机物的 网，现在积攒起一种新的物质：细小的塑料纤维的碎片，它们 常常是红色、蓝色或桔黄色。因为技术上的更替在这里也发生 了，最近一些年里，像大麻和黄麻一类的天然纤维，在鱼线和 鱼网上，已经几乎完全被合成纤维所代替了。天然纤维是可以 腐烂的物质，而合成纤维就不能，因此就被积攒起来了。
它也说明一个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渔具上合成 纤维代替了天然物质。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合成纤维在抵抗 霉菌的分解上具有优越性，就如前面已说明的那样，这种霉菌 可以很快地侵袭到大麻和黄麻一类的植物纤维中去。因此，合 成纤维对生物分解的抵制特点，增加了它超过天然纤维的经济 价值，但也不折不扣地具有一种合成物质促使环境冲突加剧的 特性。
所有的现代塑料，如合成纤维，都是由人工的非天然的聚 合体所组成的。因此，它们在生态学上是不能被腐蚀的。这对 于认真考虑一下已经生产出来的几亿磅塑料的归宿是非常重要 的。它们中间的某一些当然是被焚烧了——从而给空气中增添 了不仅是一般的燃烧产物，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同时还带来了 如盐酸一类的特别有毒的物质。其余的，则以某种形式留在地 球上的什么地方。
由于具有理想的可塑性，合成聚合体很容易形成任何需要 的形状或轮廓。大批的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塑料物品被生产 出来。除了审美角度上的后果外，还有严重的生态上的后果。 因为生态圈被那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形状的塑料品所充 斥，这些塑料品就将通过自然的运转和各种可能性的规律，在 自然界的狭窄的角落和裂缝中，逐渐找到它们的出路。通过最 近一张野鸭的照片，这种情况被生动而尖刻地反映出来了：这 只野鸭的脖子上套着一个塑料的啤酒包装架。考虑一下这件事 的使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吧：一个特制的塑料架是在工厂中做 出来的，它被运到酿酒厂，装进约6个啤酒罐，然后又被运往 各处，一直到了人们的手里，这时它才与啤酒罐分开了。然 后，它被扔到一边乱滚着，而且不停地横冲直撞，直到它落在 某一个林间的湖上，在那儿，有一只对现代技术全然无知的野 鸭，天真地把头伸进了这个塑料的圈套。在塑料工厂继续源源 不断地排放它们的不可毁灭的、会成为弃物的产品，而且每一 种物品注定都是可以逃脱自然物质的有限的生命的胜利者的时 候，这类事件只能越来越多地成为经常事件。它使某种塑料物 品和某种地球上无知的生物之间，出现了似乎是不可信的、处 处不和谐的、但又是命运上的结合。
现代合成有机物质的广泛发展，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同样是 未曾预料的、加在环境上的压力。某些有机合成产品和塑料不 同，并非是不起化学作用的，而是在生物上非常活跃的物质。 在某些情况下，其后果是有意向的——杀虫和除草，或者是除 去越南森林和庄稼的叶子。然而，各种生物大量地共存在同一 生物系统中，因此，一种影响着预期中的有机物的非天然物 质，同时可能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其他的有机物产生影响。 滴滴涕，能袭入昆虫神经系统中的生化过程，还能影响鸟类肝 脏酶的活动——阻止蛋壳的形成，当这种蛋壳一落地时，便会 破碎。除草剂2．4．5－T，被大量喷洒在越南的森林和庄稼地 里，它们毁坏植物的生化过程，除掉植物的叶子；现在，在实 验室的动物身上又发现增加了生育中的畸形。因此，它也可能 就是最近在越南的新生婴儿中不断出现生育缺陷的原因。这类 物质实际上就是毒品，因此早就应该靠正确的预见和控制手段 把它们驱逐出去。但是，当这些成吨的生态上的毒品从空中被 撒向田野时，这种控制就成为不可能了。
为了给这些新物质的合成——合成纤维、塑料、洗涤剂、 杀虫剂，及各种药品——提供原料，在有机化学生产上一般都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相应的增长（自1946年以来增长了746％）。 这些变化又随之带来另外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也给环境增加了 压力，这一连串的后果把合成洗涤剂的生产与受汞毒化的鱼连 结在一起。现在普遍使用的可降解洗涤剂的合成方法是线性烷 基磺酸盐，其中有一步是石蜡化合物向一种氯化物形式的转 化。氯在有机反应中是一种通用的试剂。附着在一个有机分子 中的氯原子，在与其他分子的结合的形式上是非常有效的。因 此随着有机合成化学生产的迅速兴起，在美国，氯的生产也日 渐增长——从1947到1969年，增长了600％。氯通常是靠电 流通过一种普通的盐溶液（氯化纳）而产生的。汞在这个过程 中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附加剂，它不仅起着电流传导的作用， 而且还要诱导另一种反应的发生，与钠一起，成为汞合金。结 果，在美国因为氯生产所使用的汞，从1946年以来增长了几 百倍。在电解过程之后，充满钠的汞与水产生反应，这就把钠 转化为碱性的氢氧化钠，同时产生了为进一步使用的纯汞。在 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汞与水混合并循环，难免有一些汞要被失 掉，最后则进到废物排出系统中去，这些汞被携入河底和湖 底，在那里，微生物把金属汞转化为可溶形式的甲基汞，这种 甲基汞能使鱼中毒。这就令人怀疑到在圣·克来湖滨的两个氯 工厂，它们大概要为这个湖中的大部分鱼带有超过限度的汞而 负责任。因此，汞毒是“塑料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汽车和内燃机发动机被发明出来时，没有人会知道，70 年后，这些发明会成为城市环境污染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来自 一氧化碳、铅和烟雾的汽车污染，常常被看作是充斥着高速公 路的大量机动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 从1947－1968年，美国道路上的机动车数字增长了166％，机 动车行程总数上升了174％。但是，至少有两种主要的汽车污 染，即铅和光化学烟雾，要比道路和卡车增长的数字快得多。 例如，有关冰河时期铅的沉积数量的研究说明，每年进入环境 的铅，——几乎全部来自汽油，在最近25年里增长了约 300％，明显地快于在那个时期汽油消费的增长（上升159％）。 烟雾的情况则甚至更让人难解。如第四章中所述，光化学烟雾 在1943年就在洛杉矶初次露面。从那时以来，它一直出现在 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里，而且变得比洛杉矶本身还要急剧。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各城市里烟雾水平的增长数量的合理 的估计应该是10倍，或者是在1000％的范围内。所以，这个 增长数字又要比汽车行程的一般增长快得多。显然，除了小汽 车的数量和行程数以外，还有某种事物在发生着变化。
发生变化的是汽车。一些好挖苦的人有时把每年底特律汽 车模式上的变化，看做是一种表面上的变化而不去考虑它，认 为它的变化由工程师们设计的还不如广告经理们设计的多。遗 憾的是，工程师们也在工作着，他们在每年的汽车装饰和日益 脆弱的外壳的变迁之下，技术的变化使它——尤其是在发动机 上，发生了变革，将它变成了一个高效烟雾发生器。
工业统计和几个另外的来自政府的通用的报告，提供了这 种技术危害的详细记录。在内燃机引擎中，汽油是在汽缸里与 空气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物在适当的时候，将通过电的火 花而被点燃。在被点燃之前，这种燃料和空气的混合体是被汽 缸的活塞所压缩着的。这种汽缸的压力对于由引擎所产生的功 能有着极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压力越大，功能的输出就越 高。因为那些还需要充分说明的理由，汽车工业在很早以前就 在致力于增加引擎的功力。1925年，出现了首批可适用的记 录，载客少的轿车的引擎平均产生的功率是55马力，到1946 年，平均为100马力。在1946－1958年之间，平均功率已由工 程师们增为1958年的240马力。在那些年里，为了对付外国 的竞争，美国工厂主们引进了“Compact”轿车（小型轿车）， 带有较小的引擎，结果在1959年到1961年间，平均马力从 240下降到175。这时，一个严重的几乎是生物学上的现象出 现了——“小型”轿车在其体积和引擎功率上都在逐渐增大， 因此，1961年和1968年间，平均马力又再次上升，达到250 马力。
为了获得马力的增长，就必须增加引擎的压缩，相应的测 定，即压缩比率，从1946年的5.9，上升到1961年的9.3。当 时随着马力的下降，这个数字也略有下降，但是接着又从那种 不正常的情况下复原过来，又一次上升，在1968年达到了 9.5。这样，低马力，低压缩的引擎在1946年到1968年间被替 代了。这种技术上的替代，和其他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更替一 样，严重地加剧了汽车行驶对环境的影响。
首先，高马力的引擎在燃料使用效率上是比较小的，尤其 是在低速行驶时，如在汽车充斥着的城市街道上，所以每公里 行驶所燃烧的汽油增加了。按每个机动车的行驶里数来算的 话，这便意味着更多的燃料的燃烧，从而也就有着更多的从汽 油燃烧中产生的空气污染。
第二点，也是更严重的，是从高压缩引擎的特殊工艺需要 中所出现的污染问题。在高度的汽缸压力下，爆发燃烧是不稳 定的，因此会引起一种不和谐的“撞击”，而这种撞击减少引 擎的功力。为了抑制引擎的撞击，就必须在汽油中添加四乙 铅。所有这种铅——是一种有毒的物质，都会在引擎排气时被 排入到空气中来。在平均的压缩率上升时，汽油中铅的含量也 增加了。1946年，在美国所使用的汽油中所含的——排入到 环境中的——铅，大约是5万吨，到1968年，排出的铅增加 到26万吨。换句话说，因为引擎马力和压缩率的增加，在同 样的使用量下，小轿车现在对环境的污染要比它们在战争刚结 束那段时间严重两倍。
最后则是光化学烟雾问题，它大概是最近的汽车“进步” 上最未能预料的环境后果。如第四章中所已指出的那样，光化 学烟雾是因为氧化氮排入空气所引起的。在城市里，氧化氮大 量来自机动车。空气中自然存在的氧化氮量通常是很低的，而 且就像前面已论述过的那样，生物对这种物质是缺乏耐力的。 然而，当空气受热时，例如燃料在汽缸中燃烧期间，氧和氮就 会产生反应，并且从汽缸排气中排出氧化氮。在压缩率增加 时，引擎的温度也会增高，这就急剧地增加了单位引擎使用中 所排出的氧化氮量。氧化氮的排放也受到一系列其他引擎特点 的影响。当认真考虑到这些情况时，就可以估计，1946年， 载客轿车所排出的氧化氮在其排出量中是500／百万，到1968 年，小轿车的这个数字则上升为1200／百万，因此，这个时期 机动车的氧化氮排出量是成倍增加的。想一想从1946年到 1968年间不断增长的汽车行程和汽车消费，以及每个机动车 每公里所排出的氧化氮的增长，就会发现，整个氧化氮的排放 增加了7倍。这个上升开始说明了烟雾水平急剧增长的原因。 在这儿发生的是又一个在技术上的反生态的变化。
从某一方面来说，在最近25年期间汽车旅行的增加，也 是一个技术变革上的逆反生态的后果，这个变革是在居住和工 作地点分布上发生的，人均旅行的增长至少在部分上是与上下 班的旅行的增长有关的，而这种旅行是因为人口分布发生了变 化，这一点已由交通方面的研究所提出来。这些研究证实，全 部汽车旅行的90％的平均里程是10英里，或比10英里少一 点，这一类旅行说明了汽车行程总数的30％。在美国，都市 区域里的上下班回家的平均距离，在城市中心的居民是5英 里，住在郊区的约为6英里。这是一个几百万人从他们每天所 受的挫折中所了解到的统计数字；在大部分都市地区，每天两 次，道路为开车上下班的人们所阻塞，这是一个工作和居住地 点分离和缺乏适当的集成交通工具的后果。
出现在1946年以来的美国增长模式中的另一个相应的技 术更替，是铁路货运被卡车的替代。这种更替在生态上的代价 可由下列数字来证明。现在平均由铁路每英里搬运每吨货物所 需的能量，是624btu（英制热量单位）；卡车所需能量是 3460btu。这意味着，在同一货运中，卡车所燃烧的燃料几乎是 铁路的6倍，——从而排放物对环境的污染也是6倍。在这同 时，生产用于铺筑1公里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基本上是为卡车 运输服务的）的水泥和钢所需要的动力，是为铁路而生产铁轨 所需动力的3.6倍。最后，公路享有400英尺的路权，而铁路 则仅有100英尺。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这种不仅在货运上， 也在客运上，由汽车对铁路的替代，都加剧了由每一单位经济 利益所产生的环境冲突。
电力是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特征之一。这个工业也是 重要的污染问题的来源：由热电站排出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和 灰尘；由核电站所排出的放射性物质，及很小的但是却有着潜 在的巨大灾难的来自其操纵中的事故；以及由两类发电站所排 出的空气和附近地上水的废热。这种电力使用上的增长，完全 有理由说，是与我们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一个小得多的原 因——即我们假设的“富裕”相联系的。统计学显得是够直率 的。在美国，每年电力的消费人均约20540千瓦（美国 消费着世界电力总量的34％），与此相对的是，智利为2900千 瓦，印度为260千瓦，泰国是230千瓦。不过，电力，是一种 无变化的东西，它本身并无能力去满足任何已知的人类的需 要，它对人类福利的贡献需要从电力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的角 度来衡量。当我们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衡量时，我们就会在这 里发现另外一系列战后技术的失败：在每个单位经济利益上的 电力和其他形式的燃料产生的能量消费上，新的生产技术的花 费多于它们所替代的技术。例如铝，这种金属作为一种建筑材 料正在逐渐地代替钢和木材，它在其生产中需要的燃料能量比 钢所需要的多15倍，比木材需要的多150倍。甚至还要注意 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的目的所需要的铝，从重量上比较 小，电力上的差别仍然存在。例如，为了铝制啤酒罐生产金属 所需要的能量是一个钢制啤酒罐的6.3倍。
天然产品被合成有机化学制品的替代，及木材和钢被混凝 土的替代，具有一种类似的后果，因为化学生产和混凝上所需 要的水泥的生产，两者都是非常大的电力消费者。铝和化学生 产单独在美国工业用电总量中就占有28％。这样，在美国电 力生产的扩大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衡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根 据了，因为它是通过逐渐用消耗电力的货品去代替节约电力的 货品的趋势而被大大夸张了的。这种无效的代价沉重地压在环 境之上。
另一个技术上的更替是已经很明显的，那就是现代家庭每 天所产生的垃圾，它们大部分来自包装品。检查一下与某些经 济利益有关的统计——我们可以以啤酒为例，并从中找出发生 在环境上的影响的根源，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演习。我们的演 习可以从回忆开始，固有的经济利益主要在啤酒，而不在传送 它们的瓶子和罐子。而污染物是不回收的瓶子和罐子，因为这 些东西，当它们在垃圾中被移出去时，是不能再被吸收到任何 一个自然的生态领域里去的。因此，它们要么积攒起来，要么 就必须通过某种能量消耗和以电力产生的污染物为代价来得到 再生。这个演习在于确定从1950年到1967年这方面可能导致 不断增加的污染后果的三个因素的固有的影响。在那个时期， 不回收的啤酒瓶消费增长了595％，啤酒消费增长了37％。因 为人口增长了30％，所以所谓“富裕”这个因素，或者说是 人均消费啤酒的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实际上只有5％的增 长）。不断增长的污染物生产中的剩余部分——啤酒瓶——在 于技术因素，即每升啤酒所产生的不回收瓶子的数字，这个数 字增长了408％。这三个因素的现实意义是很明显的。
当然，要说明的是，对于啤酒的个人消费者来说，不回收 啤酒瓶要比回收的瓶子更理想。但毕竟有些人的努力是在于一 定要把这些瓶子送回到购买地点去。这样，我们就能修改先前 的估计了，因为从任何福利改善的角度所做的辩解都涉及到要 避免去回收瓶子，不回收瓶的啤酒生产使得环境问题加剧了 408％。在比较两种可选用的不回收的啤酒容器：钢和铝对环 境的影响上，也并不是如此难以捉摸的。在生产一个铝罐上所 用的能量——因而也是燃烧和产生的污染物的数量——是一个 钢罐所需要的6．3倍。
当食品或其他商品增添了额外的包装，或者塑料包装纸 （不能降解的）代替了可降解的植物纤维包装纸时，更多的环 境冲突出现了，对这种冲突也可进行同样计算。总的来说，现 代工业技术把日益增长的人类价值上并不重要的实用商品，用 逐日增加的较大量的在环境上有害的包装装了起来，结果是象 征着技术时代的先进的大量堆积的垃圾。
应该意识到的是，这种环境冲突的估价仍然处于一种原始 的、只有在部分上发展了的阶段里。所需要、也是所希望不久 就应有预期效果的，是一个有关商品生产、使用和贮存的主要 方面的生态学分析。所需要的是一种对每种生产活动的“生态 影响的目录”，以使我们能为每种生产贴上一种价格标签。如 为了生产每公斤洗涤剂，我们就知道，制造它的各种化学成分 所需用的和燃烧的燃料，会引起多大的空气污染；在工厂生产 它所需用的氯的过程中，会有多少水污染是从它所“失去”的 汞所引起；我们也可了解到由于洗涤剂和磷酸盐进入污水系统 而引起的水污染，以及氟化物、砷（它可使磷酸盐失效）以及 汞在生态上的影响，它们都可能让用于组成洗涤剂的任何碱类 失效。这种污染价值标签对所有主要的生产都是很需要的。如 果我们要评定它的社会价值的话，前面所说的就说明我们距这 个目标是多么遥远，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对有关现代 技术的环境影响是多么无知。
从这一点来看，回头来提一个早就提出的问题是会有用 的。可以被看作是影响着环境污染急剧化的三个因素：人口多 少、富裕程度、以及生产技术的污染倾向和规模——它们的相 互影响是什么？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字关系把排入到环境中的污 染物数量与这三个因素联结在一起了，被排出的污染物等同于 这三个因素的乘积：人口乘以人均现有的经济利益的数量，再 乘以这种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单位污染物量。在美国，自1946 年以来，所有这三个因素都有了变化。根据对这三个因素的变 化和同时发生的整个污染上升的比较，就有可能给这三个因素 分摊它们在全部污染物增长总量中应负有责任的那一部分。因 为人口的增长、富裕和技术是乘在一起，而不是加起来使污染 增长的，所以就没有方便的、正确的数学方法来直接比较每个 因素与其整体之间的相对的重要性。不过，根据从对数的角度 上所表示出来的两个不同年度里的冲突的比率，仍有可能估计 出任何一种因素变化的作用。例如人口，根据已有的两个年度 人口的比率，以分数表示的人口比的对数，表示了总影响中所 对应的比例的对数。因为对数运算中的乘法可以变为相加，于 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计算出三个影响因素中任意一个对总作用 上的相对分量。在对上面提到过的经济产品运用这种方法时， 如农业产物（污染物：氮肥、杀虫剂）、洗涤剂（污染物：磷 酸盐）、汽车旅行（污染物：铅和氮氧化物）、啤酒消耗（污染 物：啤酒瓶），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醒目的画面。
人口增长的对数（以两年值的比来表示）等于自1946年 以来全部污染物质产生的增长对数的12％到20％。富裕因素 的对数（也就是每人的经济产品量）是所有污染物质输出增长 对数的1％到5％。这里将旅游除外，它的作用达到了40％。 然而，就正如已指出的，这些增长的相当一部分，并不反映福 利的改善，而反映了由于城市衰落和郊区的兴起，对日益增长 的与旅行有关事物的不幸需求。技术因素，即自1946年引进 的新技术所导致的单位产品的污染物量的对数，是总的污染物 量对数的80％到85％。这里旅行不包括在内，它约占总量的 40％。
不过，从早先讨论过的其他污染问题上的证据中已经很明 显地看出，它们都遵循着一个模式：大部分急剧增长的污染来 自人口或富裕的不如来自生产技术的变化多。
全部事实似乎已清楚了。最近一些年里吞噬着美国环境的 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技术上的空前 的变革。经济增长的程度，已足以供给美国人口的人均基本的 商品量，等同于在1946年时所能供给的数量。但是对环境， 具有急剧影响的生产技术已经代替了那些毁灭性较小的技术。 环境危机是这个逆生态模式不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