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考虑的是环境危机，以及与属于环 境一部分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本书从生态学理 论的角度对影响地球及其居民的许多问题，都做了重要的解 释。对环境危机的认识，说明了各种社会变革的需要，这些变 革，就其较广阔的范围而言，也同时包含着环境危机的解决。
但是，在生态学理论和蕴藏着各种环境问题的现实世界之 间，还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尽管有着连续不断的、明显的 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明——肮脏的空气、污染的水，以及垃圾的 堆积，却仍然存在着一种对环境危机的不切实际的气氛。烟尘 和化肥的复杂的化学性质，及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之间 的细微的联系，都是谈论现代生活真正特性的概念，而且它们 继续是一些概念。与合理的生态学推论不同，我们生活中真正 混乱和难以处理的，是明显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毫无希望的惰 性；是它的愚蠢的从理论所提示的基本问题上滑过去的狡黠； 是那些利用权力的自私的权术，以及他们常常是不自觉地，有 时是带着怀疑地，情愿利用环境的紊乱来作为达到更大政治权 力的一个阶梯；是在这种权力的借口面前的市民个人所受的挫 折；是我们去寻求摆脱环境困境的出路时所感到的困惑。为了 把环境理论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我们需要把它与所有社会 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力量联系起来，这些力量控制着我们 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进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巨大的技术实力和极度的人类需求所支 配着的时代。这种实力在100万亿瓦特级的发电站，以及100 万吨的核弹中，作了惨痛的自我证明。人类的需求，在现在和 即将出生的人们的绝对数量中，在他们居住的地球恶化中，在 世界范围内的悲剧性的普遍饥饿和匮乏中，是明显的，无理性 的实力和人类需求之间的鸿沟继续在增大，因为依赖那种加剧 了这种需求的同一错误的技术的实力在膨胀着。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证据说明，那种要由人类依据最 大利益来利用竞争、财富、权力的企图，都是彻底的失败。环 境危机是这种失败的一个主要例子。我们之所以陷入一种环境 危机之中，是因为我们借以使用生态圈来生产财富的手段毁灭 了生态圈本身。当前的生产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 明的进程也是自杀性的。
环境危机令人忧郁地证明，在过分夸大了的生产率和现代 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后面，隐藏着一个暗中活动的骗 子。这种财富一直是通过对环境系统的迅速的短期掠夺所获取 的，而且它还一直在盲目地累计着对自然的债务（其形式在发 达国家里表现为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人口的压 力），这个债务是那样大和那样具有渗透力，以致于在下一代 人中，如果还不付讫，那么就会把我们赢得的大部分财富都摧 毁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账本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平衡，结 果，大到不知不觉地，使一个大骗子一直在人类社会中做着坏 事。急剧变糟的环境污染过程是一个警告：这种哄骗的气泡大 概要破裂了，索还全球债务的要求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 破产了。
但这并非意味着，为了幸免这种环境危机，工业化国家的 人们就将需要放弃他们“富裕”的生活方式。就像前面所说 的，这种“富裕”，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来看，如国民生产总 值、电力消耗以及金属生产等，其本身就存在着弊病。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它反映的是生态上的谬误，是社会性的浪费型的 生产，而不是真正的人类个人的福利。因此，必须进行的改 革，可以在不严重降低当前适用于个人的有益的必需品的情况 下实现，同时，通过对污染的控制，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显著 改善。
而且，我认为，有些奢侈，是环境危机及其所意味着的日 渐迫近的破产将要迫使我们去放弃的。这是一些政治上的奢 侈，是在很长时间里全部由那些从中可以获得利益的人所享有 的奢侈。它们包括：允许国家财富为极少数市民利益优先服 务；没有充分使那些需要了解事务的市民活跃起来，以便去实 践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诅咒式地谴责任何重新检验经济价值 的建议，把各种由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埋葬在一个自救宣 传的陷阱里。
为了解决环境危机，我们将至少需要摒弃容忍贫困、种族 歧视和战争的奢侈。在我们不知不觉走向生态自杀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既然环境债务的账目已经被证 实，我们的选择便已经逐渐减为两个：要么是有效地由社会组 织去使用和分配地球的资源，要么就是新的野蛮状态。
这个铁的逻辑，最近由最引人注目的主张控制人口的建议 者之一盖瑞特·哈定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在最近一些年里， 他一直在阐述“公共食堂的悲剧”，认为世界生态系统就如同 一个公用的牧场，在那里，每个人都为个人获利的欲望所诱导 着，不断扩大着他的牧群，直到这个牧场为大家所毁灭。最 近，哈定从这个类推法中得出了两个非常全面的结论，第一个 是“一个公共食堂里的自由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毁灭”；第二个 是，要避免毁灭就必须加以控制的那种自由，并不是私人从社 会利益（公共食堂）中获利的一种引申，而是一种“生殖自 由”。
哈定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它遵循着前面所概括的那个过 程：如果我们根据私人需要而不可改变地接受了一种社会利益 的支配（公共食堂或生态圈），生存就要求立即的、彻底的人 口限制。最近哈定由这个推理的过程得出了他的合乎逻辑的结 论。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述评中，他宣称：
我们（即美国人）每天都是很小的少数。我们每 年仅增加1％，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增加得快两 倍。到2000年，24人中有一个美国人，到了100年 后，就要46个人中才有一个美国人了……。如果世 界是一个大公共食堂，在那里，所有的食物都要被平 等地分享，那我们就吃亏了。那些繁殖得快的人将会 代替其他的人……。在缺乏生殖控制的情况下，一个 “一个月一顿饭”的政策，最终会导致一个完全悲惨 的世界。在一个还不完善的社会里，建立在领土基础 上的配给权是必须受到维护的，如果要避免一个毁灭 性的生殖竞赛的话。文明和尊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存 在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要能在个别地方存在总比没有 好。幸运的少数必须以一个文明的托管人的身份来行 动，这个文明正遭受着无知的善良意愿的威胁。
这里，只能公正地说，这是一种野蛮理论。它否认地球上 的所有人类对一种合乎人生活要求的平等权利。它要把世界上 的大多数人宣判到野蛮人的物质水平上，而其他人，即“幸运 的少数”，也被宣判到野蛮人的道德水平上。我们寻求保护的 任何事物——人的尊严和人性、文明的体面——无论在哈定的 “文明”的狭小领域内，或是包围着它的更大的世界里，都不 能幸存下来。
在一个陷入环境危机的世界里，在那种可能有的狭小范围 内，在原始主义和接受生态规则的经济后果之间，是没有显而 易见的选择的。这个生态规则就是，生态圈的社会和全球性 质，必定要确定一个依赖于它的生产企业的合作性组织。
对所列举的世界环境弊病的一个普遍反应是极端的悲观主 义。这大概是在意识到被夸大了的现代文明的“进步”只是全 球灾难的薄薄的伪装之后而感到震惊的一个自然后果。不过， 我确信；一旦我们超出了纯粹的对日渐逼近的灾难的认识，在 可以直达前方的可选择的道路上，是有根据发现，在环境危机 自身的深处存在着乐观主义的源泉的。
例如，在由环境危机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中，存在 着乐观主义的理由；一旦问题的各个分离部分之间的联系被发 觉了，就有可能发现解决整个问题的手段。这样，面临着各自 不同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有新的生产企业需求，工业化国家有 按照生态完善的标准来组织他们企业的需求，就可能似乎成为 无希望解决的困难。但是，当这两方面的联系——天然产品的 合成替代物介入的生态意义——被认识到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解决这两方面困难的方法。同样，我们一直对解决美国支配着 那么多的资源问题感到绝望，但是，到搞清楚这种“富裕”把 多大的压力给予了环境，却没有对人类福利做出贡献时，就不 会再有这种绝望了。这样，当前美国享有世界资源的真正数量 也成为一种希望的来源——因为它通过生态改革而得以下降， 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度需要发生巨大有力的影响。
我在环境危机的真正本质中还发现了另一个乐观主义的来 源。它不是人类生物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是不能为了拯救我 们而适时发生变化的，它是人的社会行动，这是一种可以发生 的快得多的变化的事物。因为环境危机是社会对世界资源错误 管理的结果，所以当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生态圈取得和谐一致 时，环境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人类也就可以以一种人道的状 态幸存了。
这里，我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一个基本的教训：在这个星 球上是没有什么可幸存的，除非它成为一个大的全球性整体的 合作部分。生命本身在原始的地球上接受了教训。因为人们将 会回忆起，地球上的生命，就和现代的人类一样，在其生长的 同时，消耗着它们的营养基础，把有机物的地质化学上的贮 存，转化为不再能为它们的需要服务的废物。生命，在它最初 出现在地球上之时，就已经在进行着一个直线性的自我毁灭的 过程。
把生命从绝灭中拯救出来的，是进化过程中一种新生命形 式的介人，它把原来是有机物的废物重新转化为新的有机物 质。最早的光合作用有机物，把生命的贪婪的直线性过程，转 化为地球上最初的大生态圈。由于封闭了这个圈子，它们得到 的就不单单是活着的有机物，而且可以同时生存下去。
人类一直在摧毁着这个生命之圈，不仅为生物性的需求所 驱使，而且也为社会组织所驱使，这个组织是他们用来“征 服”自然的：是用来约束那些与驾驭自然发生冲突的要求的攫 取财富的工具。最后的结果是环境危机，一个生存的危机。为 了生存，我们必须再度封闭这个圈子。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去重 建我们从中借来财富的自然。
在我们的由“进步”主宰的社会里，任何一个力图去解释 一个严肃问题的人，都预料会同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单独的或置身于一个委员会的—— 可能为解决环境危机而设计出一个特殊的“规划”。要不然就 只能佯装回避环境危机的真正含义：世界被带到生态灾难的边 缘，并不是由于什么可以以某种聪明的规划来纠正的管理上的 错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构成这场历史进军的强大的经济、政治 和社会力量的方阵。任何提出要治理环境危机的人，都因此承 担着变革这个历史进程的责任。
但是，这是被历史自己所保留的特权，因为彻底的社会变 革，只能在有效的、自觉的、集体的社会行动中，才可变为理 想。我们必须行动，这点现在已经很明白了。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是如何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