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很明确的，即环境危机既非一个无关痛 痒的“母亲”问题，也非一个来自新生活方式的短暂的奇想， 更不是一个回避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手段。相反， 环境问题似乎有一种神奇之法，它可以看透极严重地压在现代 社会之上的那些问题的实质。在环境危机与令人烦恼的、相互 抵触的，对地球资源及其产生的财富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联系。
在这里，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已包括了从物 理学到生物学、到工程学、工艺学和人口学，甚至进入了更能 引起人们争论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如果环境主义者畏畏缩 缩，害怕闯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领地，他们就将需要去发 现一条自己的路，以便进入同样艰巨的环境科学领域。反之， 如果环境主义者把头扎进了经济事务中，他就可能会在他不熟 悉的理论和难以理解的各种争论的迷官中不知所措，最终会被 行业偏见的洪水所吞没，不过，在我看来，由于现存的紧迫的 形势，经济学家和环境主义者两方面，都有义务去冒险跨越他 们学科间的界限，并接受某些事在其诞生时总要遇到的、随之 而来的批评。如果可能，那么，就作为一种社会的职责，去兴 高采烈地接受它。不过，我并不是主张环境主义者要自己再去 创立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应该重新去发现环境，而是每一个 学科都应该依赖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在其中寻求环境危机和社 会进程之间的联系。这也同时是我自己尽力要达到的目标。
在最近几年，环境危机已足以公开引起很多有关的，但原 先又是彼此远离的职业的兴趣，其中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现 在出现了许多很小，但却有价值的关于环境问题的政治和经济 方面的著作，它们都是环境主义者可以参考的。不过，对于一 个外部的观察家来说，问题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即直到最 近，环境上的各种考虑一直未涉及到传统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传统的经济科学，就如同目前在专业领域里分析的情况那 样，是把生产和财富的分配作为一种精心发展的市场来设想 的，用罗伯特·L·海尔布朗纳尔的话来说就是“市场无处不 有。在那里，生产要素和商品、劳务被购买和出售”。生产商 品和提供劳务，是为了换取其他商品和劳务。价值是由供求之 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至少在最初估计时是如此。它们组成了 经济上的“私人”部分。置于这个基本结构之上的是“公共” 部分：政府机构为了达到各种社会目的的花销，包括从医院的 建设到对越南“敌人村庄”的轰炸。最后则是政府行动和私人 部分管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它包括政府对生产活动（如 对健康和环境的保护），某些大规模的经济运转和国家财政政 策的管理。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专业，通过明显平等的理论上 的准确性，在支持美国各个不同政期的相当矛盾的政策上，是 足以引起争论的。
直到最近，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环境因素的作用也 仅被做了稍微的考虑，例如，在美国大部分教科书中，都只有 几页是讨论这些问题的，而且是作为“外部经济效果和经济负 效果”来提到它们的。比较通用的词“外部经济效果”被引入 经济理论之中，是为了应付一旦出现了违背基本的经济过 程——交换的情况的。在其单纯的形式里，一种交换必须是相 互和自愿的，之所以发生交换，是因为双方都希望从中有所 得，所以相互都许诺是自愿的。相反，一种外部经济效果既不 是互利的，也不是自愿的：汞使氯的生产者获利，却损害了渔 业生产者，它的使用对一部分人是自愿的，而对另一些人来 说，则非自愿地受其所害。这是一种外部经济负效果，或相反 的外部经济效果。在理论上，一种外部经济效果是可以存在 的，但在实际上不大普遍。这样一个外部经济效果可以以一个 管理良好的高尔夫球场或农场为邻的家庭为例：它享受到宜人 的环境。因为传统的经济学是以共同受利、自愿交换的市场为 依据的，所以，直到今天，外部经济效果还可以在其中发现一 席之地，这是不足为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样 一种外部经济效果看做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转移，它在本质上基 本还是社会性的，在一种经济理论与私人事务之间的联系，比 与社会事务之间的联系多得多的情况下，它是很难适应的。但 是，由于最近环境问题的出现，产生了大量的外部经济负效 果，经济学家们开始比较注意这个在经济理论上迄今仍是一个 极小的小平面了。
他们面临的任务在前面已说过了：怎样才能估计出环境紊 乱的社会成本，而且这种成本是否能够被经济体系的经营和管 理所适应。最近很多人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常常是以一位 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A·G·皮古的理论为指导的。他提出靠征 收经营税把外部经济效果内在化，并补贴那些很少享受到外部 经济效果的企业，带给他们一定的外来价值。对一种外部经济 效果的税收当然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个价格可以表示 出它的“真正”成本，包括在环境紊乱上的成本，或为阻止环 境恶化而进行各种控制的成本。一些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种 类似的方法，市场体系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保 护的成本。经济体系不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现在存在着 一种共同的、自愿的交换。生产者承受了控制污染的成本，或 者为其使用了一个作为倾倒污物的地方的环境而付了费用，于 是先前的外部过程内在化了，并从此而受制于市场的影响。面 临控制污染或税收的成本，生产者们将竭力一步步地把新增的 成本，以一种价格增长的方式，转到消费者身上。在付过税的 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些税收来保护和重建环境。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产生某些相对小的事情。一件是需要 有一个复杂的管理，颁布许可证、税收、监督的系统，这些都 是对“自由企业”精神的侵犯。并且对自由交换添加了新的限 制；这种自由交换是使市场系统正常运转的条件。另一件则是 某些生产者可能会情愿用付税的方式来购买污染权，用一种不 是税收可以补救的方式来损害环境。
远比这种事情更严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一种传统 的“市场”经济学，从根本上是与环境的完整性所不相容的？ 在这方面，有一个来自小E·L·戴尔的很可靠的线索，一位 《纽约时报》金融方面的撰稿人。他认为，私人企业经济体系 是按着“铁的规律”管理着，它享受着一条在生产和产量上都 是加速度增长的规律的支配，这个增长不能被终止，因为“获 取利润的动机几乎总是推动着个人，使他做出每天都要向更高 的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把这条铁的规律运用到对环境完美的 需求上，戴尔的结论是：“我们的技术，曾经使我们的国民经 济总值不断增长，也可能会发现一条脱离一个接一个的污染问 题的途径。……可是最终我们也不能肯定大功已经告成了。总 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仍将继续下去。……长远的解决方法是 非常明显的：“使‘人物’（产量）数字小一些。”
这种观点在那些工业家关于环境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响（例 如第三章中所述），它声称，经济体系是受其铁的规律所使而 增加了生产力，并由此而增加了产量的。然而，因为更多的产 量就意味着更多的污染（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含糊其词地用 生态系统的天然局限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来说明），唯一留下来 能够限制产量的方法就是减少人口了。鉴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原 因，只要总的资源看来还足以供养这些人口，那么，这个方法 在我看来，就相当于用卸掉所装的货物，和迫使乘客落入水中 的方法来救一条漏水的船。人们不得不询问，是不是这船并没 有出什么严重的毛病。
于是，环境危机再次证实，它具有一种与一个基本的社会 问题相对抗的倾向。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私人企业 经济体系的经营要求，是否可以与生态管理共处。其实，同样 的问题也存在于现今世界上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系的关系之 中，这个体系即社会主义，这是后面将要涉及的问题。
在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和私人企业体系的基本关系方面， 最完整的研究是由K·W·卡普所完成的。195O年，卡普，当时 是威斯里扬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但遗 憾的是，却常“被人忽视”的书：《私人企业的社会成本》。它 之所以是了不起的，首先是因为，早在环境污染普遍发生之 前，它就对其严重性做了严肃的研究。它的了不起还在于，因 为它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企图从考虑这些外部经济效果的 角度来证实，用一句卡普的赞扬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 使得很多事物孤立起来，最主要的一个事物就是经济理论。”
在这本书里，以及在1963年的修订本中，卡普对环境的 外部经济效果做了以下重要的研究：它们在实质上关系到企业 经营的传统成本，在某些工业中，其范围可达15％。他认为， 在事实上，当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成本包括在总的企业成本中 时，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就可能是在全部成本超过总的利润 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经济学对外在效果的分析，要求对 财富和生产力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概念重新认识。
根据这种观点，卡普进一步对私人企业经济做了如下批 评：
人们刚把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分析的传统概念置之 脑后，就开始考虑那些未付的社会成本了，这就变得 很明白：私人投资标准下的社会效率，以及因此在私 人企业条件下的，未定分配过程的有利结果，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一种幻想。因为，如果由于实际的总的生 产成本有着被转嫁到其他方面的倾向，从而企业的成 本就不能测定实际的总生产成本，那么，传统的成本 利润微积分学就不单会使人产生误解，而且是用一个 制度化的藉口来为大规模的掠夺做掩饰的。实际上， 这种掠夺己超过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他们的 继承人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谴责那种在企业经营体系下 的人对人的剥削时，所记得的每一件事。
总而言之，卡普认为，传统的私人企业经济理论，是没有 能力来适应由当前的经济力量——现代技术，这个非常的来源 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的。
这便出现了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私人企业体系的基本性质与维系生态的稳定中间 的不相容性达到了何种程度？而生态的稳定是任何一个生产体 系要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第二个是私人企业体系，至少从当前的形式来看，其本身 就没有能力提出大量的担保，去保证“付清自然的债务”。这 个债务已经由环境危机所承受了，如果生态上的崩溃可以避 免，这个债务肯定就会很快被偿还。那么，私人企业体系所固 有的这种无能为力已到了何种程度？
下面是一种考虑这些问题的无把握的尝试。
从私人企业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入手，对这种尝试是会很 有用的，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主要 动力——私人利润。在美国这样一类私人经济体系中，污染和 利润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让我们回忆一下前面两章。在美 国，急剧的环境污染，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生产系统的 技术变革紧密联系着的。我们的很多污染问题，都可以追溯 到1946年以来的一系列发生在工农业上的大规模的技术更替 上。大量新的、迅速增长的生产活动，在产生污染物上，要比 它们所代替的旧方式容易得多。
这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私人企业一直都 情愿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到一系列新的生产企业当中，这种新企 业与急剧的环境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什么驱使着这种类型 的投资？用海尔布朗纳尔的话说，就是——
投资是为了代替旧的资本，还是为了给新资本派 用场，主要的考虑在实质上从来都不是为了个人的使 用，或者为了使投资产生让公司所有者所满意的效 果。与其相反，决定投资的试金石是利润。
在战后企业经营中，新技术的引用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把利润与技术联系起来的经济因素是生产率，生产率通常是用 来表示单位劳力输入所产生的产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生产率迅速增长，海尔布朗纳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在此期间引用了新的技术。下列关系似乎也出现了：战后经 济上的新投资，和预料到的一样，一直是向着非常理想的方向 前进的，并且确实在产生、增加着利润；这些投资大量以新技 术的引用为基础，技术是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如果这些关系，就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在导致美国环境 危机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技术更替上，效力是很大的话，那我们 就果然会通过适当的统计数字发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 要比被代替的旧技术的生产，获利更多。也就是说，新的、有 着更多污染的技术，要比旧的、但污染较少的技术，获利更 多。
现有的资料似乎证实了这种预测。肥皂普遍被合成洗涤剂 所代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的 统计数字，也提供了有关肥皂和合成工业的总的经济资料。 1947年，基本上不存在洗涤剂生产，这时肥皂工业从销售中 所获的利润是30％。1967年，两者的总生产量中，肥皂约占 1／3，洗涤剂约占2／3，其销售利润为42％。从这期间（1947 －1967年）的资料中可以算出，仅洗涤剂销售的利润约占 52％，明显高于纯肥皂的销售利润。重要的还在于，这方面的 工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显著增长，与用以销售的产量有关的劳力 输入下降了约25％。显然，有利可图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洗 涤剂迅速地替代了肥皂——及其产生的环境污染——有了一个 有力的说明。这也有助于解释，尽管肥皂在达到大部分洗涤目 的上仍继续有其用处，它还是被洗涤剂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了。 如果说它不是使社会受益，那它就使投资者受益。
合成化学工业是另一个例子，它说明了这种技术发明有利 可图的道理。还可以从一本关于化学工业经济学的参考书中， 很容易得到证实，这本书是由生产化学工业家联合会——MCA （Manufacfuring Chemists’Association）出版的。化学工业，尤其 是合成有机化学制品的生产，在1946-1966年间，其利润率 有着一个不平常的高纪录。在那个时期，全部制造业的平均净 利润值是13．1％，化学工业平均值则为14．7％。 MCA的材料 还为这种意外的高利润率做了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引 用新发展的材料为基础的，尤其是合成材料。在一种新发明的 化学产品进入市场的4-5年间，利润总是高于一般的平均利 润的（有创新的公司所享受的利润，是无创新的公司的两倍）。 这是因为，研制这种材料的公司享有专利权，它为树立一种高 的销售价格提供了条件。四五年后，一些较小的竞争者有能力 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手段了，当他们进入市场时，供应增加， 竞争加剧，于是价格下跌，利润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时候，大 的、有创新的公司，通过它广泛的研究和开发努力，已经准备 引用一种新的合成材料，从而能使其高利润率得以恢复。事情 就如此继续下去，这就像MCA的材料所指出的：“要保持高于 平均利润的差额，这要求不断发现新的产品和新的特点，通过 它们，在过去的那类产品被包括在低利润的日用化学制品中 时，仍然可以获得高利润差额。”因此，在合成有机化学工业 中，其最高投资比率之一便是研究和发展项目（1967年，占 销售的3．7％，可与其对照的是，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比率是 2．1％），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这样，这种工业特别突出的高利润率，表现为使得那些新 的通常是非天然的合成材料，每隔一段短暂的时间，即得以开 发和生产的直接结果。这些合成材料进入了环境，并因那些已 知的原因，同时在污染着环境。这种情况对一个生态学家来 说，是最感恐惧的，因为在4－5年的时间里，当一种新的合 成材料，如洗剂剂或杀虫剂，被大量运入市场——也进入环 境——的时候，的确是来不及看到它的生态后果的。这样就不 可避免地，在其后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而且，大量投 资到新的生产技术上的惯性，也使得重新治理变得尤其困难。 正是这个在工业中不断增长的利润体系，是对环境造成急剧有 害的影响的真正原因。
非常有意义的是，从1966年以来，化学工业的利润地位 急剧地下降了。工业界的发言人自己曾经把环境上的考虑作为 这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讲述过。例如，在最近的国会听证 会上，一位工业官员指出，很多化学公司发现，杀虫剂生产已 逐渐无利可图，因为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求。由于这些需求， 有关发展新的杀虫剂，及试验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的成本，便急 剧上升。在这同时，官方取消或暂时中断的杀虫剂注册，在 1970年已由25种增到123种。结果，很多公司放弃了杀虫剂 的生产，尽管总的生产还在继续增长。有个公司报告说，它取 消了杀虫剂生产，因为在其他领域的投资有指望成为更好的买 卖。
环境上的考虑对新化学制品影响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是NTA，一种代替洗衣剂中磷的、被认为是无污染的物质。公 众把水污染的原因归结到洗衣剂中的磷上，因此，在这种压力 下，工业上研制出NTA，用它来代替磷。当时，有两个大公司 为了生产NTA，已经在建设工厂，每个工厂的成本大约都是1 亿美元。当工厂部分建成时，美国公共卫生局反对使用NTA， 因为实验室的动物受NTA影响，发生了生育缺陷。新的工厂 不得不被废弃，对这些公司来说，其代价是相当大的。由于这 种危险，结果，在化学工业上的研究和发展支出最近一直在下 降，这是一个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这个工业地位的过程。
另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说明污染与利润之间联系的例子是 氮肥。在美国玉米生产区的一个典型农场里，如果每英亩产量 比目前平均产量低25－30蒲式耳，农场主则可能无利可图。 就如前面所说过的（第五章）那样，目前的玉米产量是以大量 使用氮肥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玉米所吸收的氮已达到饱 和，结果，相当数量的氮从地里排了出去，污染着地上水。换 言之，非常明显，在当前的情况下，农场主必须使用足以污染 水的化肥，才能保证他获得一点利润。大概一个可用以说明经 济生存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悲剧性联系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引 用一个农场主的话了。这是一位有思想的农场主，他最近在伊 利诺斯污染控制委员会前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一个农场主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就是不断把钱 花在化肥上。这是我们的生产手段之一，它几乎从来 没有使其价格超过所有可能的范围，而机器和其他农 业上的投资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拿我来说，每英亩 花在化肥上的钱超过了3美元，可是我的经验是，每 付出1美元，就可赚回3美元。如果鉴于今天我所了 解的情况，我不再去使用化肥和化学制品，我将怀 疑，我是否还能继续经营我的农场。如果政府确信， 我们的生产手段对社会是一种危险，我便希望研究和 发展出足够的替代品来。
国家的统计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农场主这种关于化肥，或 杀虫剂在经济上的意义的观点。这些统计证实，这类化学制品 可以使农场主在花了1美元后，赚回3－4美元，而其他的输 入，如劳力和机器，可获得的利润就要低得多。
这又是一个例子，它说明，高利润率与那种对环境有着特 别压力的实际情况是相联系的，当这种实际情况受到限制时， 利润也就随之下降了。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由汽车工业提供的。在这一工业中， 小的、低功能的汽车，被大的、高功能汽车所替代，是环境污 染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在利益的可得性与重要的引擎动力 ——如马力——之间的关系上，似乎还没有特殊的资料可用， 在手边仍然有着一些比较一般的证据。最近发表在《未来》杂 志上的一篇文章说：
在汽车的容量和销售价格降低时，边际利润下跌 的趋势甚至还要更快些。例如，一辆基本价格为 3000美元的标准美国汽车，给它的制造者所带来的 利润大约是250到300美元之间。但是，当价格降了 1／3，到了2000美元时，工厂的利润就会降一半。在 价格降到2000美元以下时，利润的下跌甚至还要猛烈。
显然，引进一种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汽车，就必然要有一个 相对的低能、低压缩的引擎，和一个低的总重量，并要以低价 格出售。因此，从相应的销售价格而言，它所获得的利润低于 标准的重型、高功率、高污染的机动车。这也可以说明亨 利·福特第二最近的一个评论：“微型汽车生产微型利润。”
我们从第九章中还可以回忆起来，在使环境问题不断严重 的大规模的技术更替上，最突出的是一定的建筑材料：钢、 铝、木材、水泥和塑料。在建筑和其他用途中，钢、木材逐渐 被铝、混凝土和塑料所代替。1969年，从钢生产（用高炉形 式）和木材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整个销售额的百分比）各 为12．5％和15．4％。与此相比，那些代替了钢和木材的产品 则产生了特别高的利润：铝为25．7％，水泥为37．4％，塑料 和合成树脂为21．4％。对环境影响相对微弱的技术，被那些 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技术所替代。伴随着这种替代而来的，是利 润上的显著增长。
铁路货运（对环境影响相对要弱）被卡车货运（对环境有 急骤的影响）的替代，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方面，经济资料 是不大明确的，因为与卡车相比，铁路的投资相对较大（卡车 的通行证是由政府管辖的道路所提供的）。然而，卡车运输似 乎仍然能产生出比铁路运输明显要高的利润，铁路方面分给股 东和有专利权的股份享有者的净收入率是2.61％，而卡车是 8.84％（1969年）。
联系前面所说的例子，在那些情况下，似乎可得利润增长 的时候，也正是一种新的、对环境影响更大的技术，替代了旧 的技术的时候，当然应当注意，并非所有的新技术都具有这种 特点。例如，燃煤的机车被内燃机所代替，在1946到1950年 之间，改善了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因为运送每吨货物时，内燃 机燃烧的燃料要比烧煤的引擎少得多。可是很遗憾，这个改进 由于铁路货运被卡车所替代而被破坏了，与此同时，铁路处在 当时的经济形势下，也不能坚持进行改进了。这也证明，一定 的新技术，全新的，而不是顶替了旧技术的——如电视和其他 的消费电器，都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而且不会对环境产生急 剧的影响。前面所说的观点，并不是意味着它们已树立了一条 规则，即利润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污染的增长，而只是说，很多 引起严重污染的新技术，比之它们所代替的少污染的技术，也 随身带来了较高的利润。
这也并非意味着，这些问题都是故意针对企业家而言的。 其实，很多迹象当中，某些是较早就出现了，而生产者们通常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经营中潜在的环境效果，直到生物承受的极 限被超越了之后，这些后果则以生态崩溃，或以人类病患的形 式显示出来的时候。不过，尽管有着这些局限，这些关于在私 人企业体系中的，污染和可得利润间的关系的例子，仍然是需 要严肃对待的。我认为，它们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某些人将会强调，污染与可得利润之 间的这种联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污染会使环境质量蜕化，而 即使是最贪婪的资本家，其企业未来的成功也是依赖于这个环 境的。一般来说，这种看法是相对有力的，因为情况确实如 此，即工业污染正在毁灭着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以及生产所 依赖的真正的“生物资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从氯化钾工 厂中产生的汞污染的潜在后果，这种工厂是以其成功的经营为 基础的，由这样一个工厂生产的每一吨氯，要求1．5万加仑（1公升＝0．26418加仑（美）。——译者注） 水，这些水都必须达到常规的净化标准。这种水是从附近的河流和湖泊中获取的，这些河流和湖泊的净化是通过生态循环达 到的，其循环的动力来自大量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因为汞 的化合物对大多数生物有机物都是有剧毒的，所以从氯化钾工 厂排放的汞，必然会成为这些工厂所依赖的净水来源的一个严 重威胁。然而，在这个和另一些例子中的事实也证实，工业管 理，在其受到外来力量的强制之前，一直是在继续着一个似乎 是荒谬的，自我毁灭的，污染其自身所依赖的环境的过程。
一个统计学家，丹尼尔·法伊夫，最近做了一个有趣的观 察，它有助于说明这种在一个企业牟取的利润，和它正在趋于 毁灭其本身的环境基础之间的荒谬的关系。他的例子是捕鲸 业，这个行业捕杀鲸的速度是那样快，以致于那些鲸很快就要 走向灭绝，结果，这个行业由于它的这种做法，而将其自身从 企业中驱逐出去了。法伊夫提出，这种“不负责任的”经营， 与一种“负责任的”经营正好相反，这种合理的经营应该是， 使鲸被捕杀的速度与其再生的速度一样快。他指出，尽管一种 不负责任的经营将最终是毁灭自己，但它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不是社会，那也至少是企业主，要是从这种不负责任 的经营中所产生的多余的利润，高得足以赚回在别处的投资， 其价值就超过了取缔捕鲸业的最终结果。因此在诠释法伊夫的 意思时，“不负责任”的企业家们发现，只要大雁活的时间足 以为他提供足够的蛋来获得一只新生的雁，那么，杀死那些生 下金黄色蛋的大雁，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生态上的不负责 任，可以便企业主获利，但是在总体上不能使社会获利。
把污染和利润联结起来的重要环节似乎是现代技术，它是 最近生产率增长——从而也有利润的增长，以及最近关于环境 的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被一种固有的，追求最大利润的倾向 所驱使，现代私人企业总是利用大量革新来应允满足这种需 要。一般来说，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些同样的革新常常还是使 环境毁灭的工具。这也并不奇怪，就如前面所证实的（第十 章），因为技术在当前总是被当做一种达到单一目的的手段。 显然，这个目的总是非常遗憾地、非常经常地被用来提高生产 率——同时提高利润的愿望所支配。
很明显，我们需要了解大量的、更多的有关污染和私人企 业利润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应谨慎地考虑污染和利润机能上 的联系的含义，这一点至少已由当前的资料所证实了。
从这些考虑所得出的一般看法都是，环境污染是通过两个 途径与私人企业的经济联系起来的。首先，污染由于旧的生产 技术被新的、在生态上有谬误的，但更有利可图的技术所替 代，而变得更严重。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污染并不是这个 经济体系有意的，为了提高生产率而引入新技术的自然趋势的 伴随物。再者，环境恶化的代价主要不是由生产者承担，而是 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外部经济效果”的形式来承担 的。因此，一个污染了环境的企业经营，是由社会给以资助 的，在这个范围以内，私人企业尽管是自由的，却不全是私有 的。
如果要扭转环境恶化的过程，这种关系也就要被改变。首 先，环境上的成本必须要由引入生产过程所需求的变革来偿 还。在一个私人企业体系中，这便意味着，必须而且最终要被 偿还的成本，一定要通过生产者的企业来介入这个体系。由于 这些变革，新的高污染的技术当然要受到比它们所代替的、相 对低污染的技术更多的影响。因此，比起肥皂生产者，新增的 成本必然会对洗涤剂的生产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对卡车的影响 也要大于铁路。
现在，高度污染的技术表明，与由它所代替的技术相比， 它是这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率增长的更为主要的原因，正如它们 的高利润和高增长速度所示。但是，当从环境角度要求的技术 上的变革，被强加在这些高生产率的企业时，生产率是不会因 此而得到提高的。这与引进实用的新生产技术后果恰恰相反。 这些新技术总是在一种要使生产率取得增长的动机下被引用 的，而且通常总能达到增长的目的。这样，不管怎样，污染的 成本最终都要被偿还，但如果它们最后要通过生产者来负担， 那么，它们就不会对总的生产率的增长发生作用。这是由经济 学家G·F·布洛姆所指出来的。他通过对生产率的一个调查发 现：
控制污染……将使工业生产的成本增加几百万美 元，同时，要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把提高了的 购买力倾入到收入的溪流之中，与传统的调整方式一 样。其实，生产要在不弄脏空气和不污染水的情况下 进行，在某些工业上，就可能要求降低人均小时的产 量（也就是生产率的降低）。
经济学家们似乎很清楚，在控制污染上所要求的技术，与 普通的技术不同，它不能使销售商品生产的价值增加。因此， 现在环境危机所需要的，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上应进行的、集约 的技术变革，就不可能对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作用，——也不可 能对国民总产值的持续增长产生作用。布洛姆最后所作的结论 是，从对环境高度关切的角度来看，“期望增加生产率是并不 明智的”。因为持续的生产率的增长，是与可取得的利润紧密 联系的，它是一个私人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这 样，在控制污染和经常被看作是私人企业体系的一个基本需 求——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冲突。通 过这些，布洛姆看到了这个经济体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被 低估了的危险，而且悲观地作出了结论：“就生产率所被重视 的程度来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似乎还没有什么认 识……，企业低估了消费主义者的消费能力，同样，也低估了 他们反污染的愿望。”
另一个困难则是，从一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环 境上的压力来自于犯了生态错误的生产技术，只要它还被忍受 着，那么，在一个时期里，就似乎对生产者所处的优势，以及 全体人口所处的劣势，都会有作用。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因为 生态恶化具有一定时间限制的特点，它与私人经营体系的一个 重要特点有关——即企业主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与挣工资者对 提高工资的兴趣之间的竞争。
因而，我们认为，如果通过政府的管理，生产者不能再把 控制污染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就将需要发现一个可选 择的削减总的生产成本的手段，以便保持利润。明显可以求助 的手段就是削减工资。当然，这将会加剧企业主和雇员之间的 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增添的成本要由提高了的价格来补偿， 雇员便又面临着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就自然要使他要求提高工 资，矛盾又加剧了。另外，增长的价格必然要特别加重穷人的 负担。例如，现在已成事实的农业实际状况，已经把土壤和水 的生态系统大量抵押出去了，它的生态改革，将会引起食品价 格的急剧增长。显然，穷人受的打击最大。因而，那种要补偿 环境恶化的真正社会成本的企图，不论是通过增长的价格，或 是降低工资，都会明显加剧资本和劳工之间，对私人企业系统 所生产的财富分配上的长期竞争，并使已经不能容忍的贫困状 况更加糟糕。
生产系统整个都是从生态系统“借贷”的，并带来以污染 为代表的实际债务，这对生产者来说，是一项直接的节约。同 时，污染还常给全体人口增添生活的开支，这些人口的大部分 都是挣工资者，而不是企业家。因此，当一个发电站附近的工 人，发现他们的洗衣费因为这个工厂烟囱排出的煤烟而增加了 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就因此而下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 人们额外的洗衣费，是这个发电站部分经营成本的补贴。通过 这种隐蔽的手法，环境的恶化侵蚀着挣工资者的实际工资。
不过，某些这样的后果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例如，在伊利 湖把湖水中的氧含量减到零值，终止了它的自我净化过程，弄 脏了湖滨，结果，工厂的工人需要把游泳池入场券的价格加在 生活的开支上时，实际上在这之前，由沿湖一带的工厂所产生 的环境污染，可能已经过了15到20年。同样，长期曝露在低 水平的射线、汞或滴滴涕之下，都可能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 下，缩短挣工资者的寿命，或者还在他的有生之年增添额外的 医疗费用。污染在这方面的代价，是任何人在长时期内都不会 去讨还的，这笔账，最终要由需要引起人注意的、挣工资者的 过早死亡来支付。这个死亡——除了来自那些难以预测的人类 痛苦之外，都可以算到在某些年内所损失的收入名下。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由”阶段里的污染物，在生态系统，或 在受害者的身体里积聚着，并非所有的最终的代价都能立即感 受得到。任意跆躏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只是在缓和资方与 劳工之间的冲突上是有效的。对这两部分人来说，利益似乎都 在自然增进，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减少了。但是，当要给环境还 账时，劳工所担负的要多于资方，缓冲器被搬走了，这两个经 济部分之间的冲突也被有力地充分地揭露了。
另一个观察这种情况的方式，与私人企业经营条件所创造 的资本价值有关。在这种资本的创造中，一定的商品被看作是 免费的、自然的和持续适用的，如土壤中的肥料、氧和水，总 的来说，是由自然或是由生态圈所呈现的生物资本。但是，环 境危机告诉我们，这些物品不再是免费可用的了，当它们仍然 像曾经所受的对待那样时，它们便一步步蜕化了。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即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经济体系管 理所积累起来的、传统资本的价值。为了达到一个真正能估计 出这个体系总的、财富生产的能力的目的，就需要注意这个体 系管理对其生物资本的影响。环境紊乱的过程说明，惯用资本 在不断积累的时候，以1946年的美国为例，其生物资本的价 值则一直在下降。因为惯用资本的使用性反过来要依赖生物资 本——生物系统的存在。所以当后者被毁灭时，前者的使用性 也将随之被毁灭。因而，尽管从表面来看是繁荣的，而在实际 上，这个系统正在被驱向崩溃。环境的恶化，在经济系统的管 理上，证明是一个重要的，有潜在危险的、暗藏的因素。
这本书上所说的每件事都应该能证实，如果经济体系的管 理严重地危害了生态原则，它就没有可能被看作是稳定的。那 么，当前经济系统的现实趋势如何？
在私人企业体系方面，这个问题已部分地作了回答，因为 在那个体系中，似乎有着一种增加生产力的倾向，同时也增加 着利润，它所依赖的手段仍然是加剧环境问题的技术。对于私 人企业体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不相容性来说，还存在着一个与 增长问题有关的理论标准。
地球生态系统受掠夺的总速度，是有某种上限的，它反映 了生态系统周转速度所固有的限度。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这 个体系将最终被趋向崩溃。它已经被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生态系 统的每一件事所确信无疑地证实了。因为任何生产系统所依赖 的生物资本利用率都有一个上限。由于这种生物资本利用率， 在不毁灭它的情况下，是不能被超越的，所以它又是因为真正 的全部资本使用率（即生物资本加上惯用资本，或生产手段） 也要受到限制的结果。这样就必然存在着对整个资本增长的某 种限制，而且这个生态系统也必然最终要达到一种“非增长” 状态，至少要涉及到欲用来开发生态系统的资本财产的积累， 以及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在一个私人企业系统中，非增长状态意味着没有进一步的 资本积累。如果照似乎已经如此的情况来看，通过利润积累起 来的资本是这个体系的基本动力，那就很难看到它在一个没有 增长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去运转。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某些 新的增长形式可以引进来，如增加服务业等。然而，几乎所有 的服务业，都证明是人类劳力通过某种资本财产的媒介而扩大 的结果。如果环境上的要求被满足的话，任何欲获得经济增长 的服务业的增长，都将不得不在不增加这些服务业方面的资本 财产的数量下完成。
生态系统给私人企业系统又提出了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 题。不同的生态循环，在它们自然的固有的速度上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要避免崩溃，就不能超越它。所以，土壤系统的自 然周转率，要大大低于一个水系统所固有的速度（如一个渔 场）。这是因为，如果这些不同的生态系统，要在不增加生态 破坏的情况下同时被私人企业系统开发，它们就必须以经济赢 利的不同比率来经营。但是，私人企业体系的自由运转，有助 于不同企业追求最高的收益率。如果一个企业的收益少于另一 个企业，投资势必会转向后者。边际企业的利润却明显低于在 这个经济系统中到处都可以获取的利润。这些企业最终都要被 淘汰。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一个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具 有相对低的周转率的企业，必然在经济上是“边际的”——如 果它要在不使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经营的话。这种企业具有明显 的社会价值。可是，从私人企业体系所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角 度来看，可能是不能经营长久的。一个中庸的权宜之计是提供 补贴，可是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在数量上大到可以国有 化的程度，这将是对私人企业的一个否定。
这一切似乎都证实了卡普的悲观主义。对私人企业体系， 在能否成功地适应生态上的良好运转的要求上的能力，他的看 法是悲观的。最近，在一次关于环境需求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 影响的讨论之后，海尔布伦纳尔又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将不 得不大大地受到抑制，在开矿和制造上的投资可能要 下降，技术变革的比率和类型将需要监督，而且大概 要大量减少，但这样，作为一种结果，利润的流量几 乎肯定要降落。
海尔布伦纳尔的结论，是以一个单独的、非常一般的生态 上的要求，即基本上没有经过经济增长作基础的，而且为了回 答涉及到两种对立的、关于资本主义本质观点的询问，这一结 论又得以引申。一种观点来自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773－ 1836，苏格兰经济学家——译者注），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 义需要的不是持续增长，它能够达到平衡、固定的状态。第二 种观点来源于卡尔·马克思，它完全不同于第一种，用海尔布 伦纳尔的话说：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 扩大——就是说，资本家，作为一种历史‘类型’， 他是永无止境地在寻求新的，通过这个经济体系的稳 定的增长所获取的钱财当中，发现它的存在价值的。 在马克思看来，那种‘固定’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是 一个在逻辑上的矛盾。
如果根据这些理由，结论就是，私人企业体系必须不断发 展，而在同时，它的生态系统将忍受不了无限的掠夺，那么， 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互不相容性。另外，除了增长的问 题，在前面的讨论上又增添一些比较特殊的障碍，这就是摆在 私人企业面前的生态要求：在不同生产企业的不同赢利率基础 上的生态需要；污染控制和使用新技术企业的生产率之间的冲 突；贫困，以及企业主和挣工资者之间矛盾的加剧，似乎要成 为一个在私人企业体系的限度以内的，任何企图偿还环境恶化 的社会成本的固有结果；通过环境恶化，表现在企业主和挣工 资者之间的冲突之上的，“自然债务”在暂时被压制下来的后 果，现在已达到了它的极限，而且可能以其充分的力量去揭示 这个矛盾。实际上，根据这些比较详尽的理由，环境危机就不 仅揭示了私人企业体系及其所依赖的生态基础之间的严重的不 相容性，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危机在生态网中悄然酝酿成 熟的时候——这些在经济体系内的固有的错误曾经被掩盖，而 且能被忍受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充分酝 酿的危机的出现，可以同时被看成是一个经济体系即将出现危 机的信号。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相容性问题，由于缺 乏资料，在讨论它时便遇到严重的障碍，但是至少就我本身来 说，从我可以得到的一些可用的报告中的一点资料中，可以证 明，在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们的环境污染上的实际状 况，与美国这样典型的、工业化私人企业经济相比，并没有根 本区别。
从P·R·普赖德——一个美国地质学家根据苏联的报导所 说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苏联倾入地上水的废物，在1920 年到1962年之间增加了约20倍。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水污染的问题变得特别严重，“这时候，为了迅速重建国 家受战争破坏的工业能力，是不可能在新的工厂建立净化装置 的”。在苏联的水中所碰到的污染物，在其类型和根源上，都 是一样的。它们包括来自市区和食品制造厂的废物，来自木浆 和造纸厂的废物，工业化学制品和各种金属、石油渗漏物，以 及化肥的排出物。有一个《真理报》通讯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德 涅斯特河状况的报导，他来自基什尼奥夫市，在苏联的摩尔达 维亚地区。他所描述的情况，使人想起了伊利湖的故事：
沿着河滨的很多风景区，已不再适于作休息之 用，并且成了健康的威胁。鱼正在消失。Zherekn鱼 和鲈头梭鱼的数量急剧下降。小鲟鱼，曾一度是这条 河的骄做，现在则变成了稀有之物。大白鲟终于消失 了。但是，要引起关切的并不仅仅是鱼类。最重要的 是，要为人类，同时也为工业，主要是食品工业，来 保护水的纯净。
似乎有着这样的可能，即在苏联，它的环境污染也正在重 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直进行着的同一过程。尤其重要的是， 还没有迹象证明：苏联战后所引入的新技术，与在美国占着主 要地位的技术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由汽油开动的汽车数量在增 加着，尽管其平均马力和压缩率可能要小于在美国的标准。合 成有机化学制品的生产在上升，化肥生产正在受到鼓励。一般 来说，苏联的现代技术，和那些在美国引入的技术一样，看来 都是逆生态的。因此，同样的生态后果也就在预料之中。
最后，也恰恰与美国的情况一样，对污染问题的忽视，正 是过于强调生产率的结果：
问题看来在于缺乏来自工厂管理方面的足够重 视，加上一个无能的强制管理的系统，它们都是由那 种熟悉的、经济利害关系上的催化剂所助长起来的。 计划的完成（即生产计划），被明确地置于至关重要 的地位。如果计划完成了，几乎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可 以宽恕。政府报纸（《消息报》）的一篇社论，曾用了 这样一个简洁的短语：‘胜利者是不被审判的。’精辟 地概括了苏联的工业污染问题。
——引自普赖德的文章
这种态度，已被来自基什尼奥夫市的《真理报》的记者所 证实了。它说明，尽管有着污染条例规定——这在苏联是肯定 存在的，和美国一样，苏联的工业生产率仍然在以污染的形式 从生态系统那里借贷着某些生产资本。显然，在苏联社会主义 制度里，追求“计划的完成”，就和美国私人企业制度从利润 角度追求生产率一样，都是以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美国经济学 家马歇尔·戈德曼，曾就苏联的环境问题做过一个特殊的研究， 他所报告的观察结果，与以上所概括的那些情况是类似的。
为了对付这些困难，在苏联似乎也正在发展着一个有力的 生态运动。科学界的人士们，一直都在批评忽视或不重视环境 后果的工业发展。公民们，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在抱怨着不 断出现的污染。最近政府的行动看来也预示着，要对工业的发 展采取一个更有力的、在生态上的控制。当然，在这方面，苏 联的社会主义体系，确实有着显著的、超过私人企业体系的优 越性。全国性的，把所有工业和农业发展都包括在内的计 划，——实际上，几乎包括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是苏维埃 制度所固有的特点。对于任何一个熟悉美国混乱的环境状况的 人来说，这样一种希望通过任何努力来缓和环境问题的优越 性，是无需再作什么说明了，——在美国，AEC的原子能安全 管理，一直受到几个州的反对；政府官员们在关于污染标准的 问题上，一直在和汽车工业作着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保持 农业上的生态完整性的需要，则与化肥和合成塑料的生产者们 发生着冲突。
最后，在考虑经济进程和生态规律之间的基本关系上，社 会主义体系可能还有一个超越私人企业体系的优越性。有一点 确实是真实的，即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资本主义 国家一样，是强调生产体系的不断发展的，但同时，社会主义 经济的理论，似乎并不要求这种发展应该是无限的。而且，就 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而言，并不存在内在原因来说明从基于生 态系统的不同部分的生产行为中强行获取比率不同的回报是不 可能的。另外，控制着经济进程生态原则的实质性作用，似乎 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要表述的部分，虽然马克思在早期 为《资本论》所作的一个注释中，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的农业剥削，有一部分是以其对周期性的、把人和土壤联系 在一起的生态过程的毁灭性后果为基础的。
总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两者都是明显 地，在忽视由生态系统所呈现出的生物资本的有限容量的情况 下发展起来的。结果，迄今还没有一个体系发展出一种能够使 它的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没有一个体系准备很好 地正视环境危机，因此，两种体系都将受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严峻考验。
依然存在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现今的经济体系可免于一个 范围广阔的变革，如果它确实要认真对待环境危机的话。不管 在必须适应生态规律的手段上所持的立场如何，即不论是私人 利益，或是“计划完成”，都将需要抛弃其可免于变革的幻想。
无论要预测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体系将如何对待 这些生态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在说明私人企业体系在不发生 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幸免于环境危机的问题上，存在 着严重的异议。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尔在说明这个问题时说：
一般来说，我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除了否 定之外，是可以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来回答的，因为这 等于是要求一个统治阶级默许终止支撑着它的各种非 常活动。而且，这是一个可能会引起激烈反响的挑 战。与由战争带来的挑战一样，生态上的挑战影响到 所有的阶级，因而，它足以促成那些在一般环境下不 可想象的、社会学上的变革。资本家和管理阶层可能 看见，大概要比消费者们更清楚地看见自然和生态危 机的临近，也可能意识到，他们唯一的救星（如人 类，更不要说享有特权的人类），就是向统治地位的 或其他实力职位上的职业上迁移，或许他们也可能接 受只是国家剩余价值中的较少部分，因为他们知道再 无选择了。当自然成为敌人时，换句话说，那敌人并 不是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时候，至少可以想象得到，裁 决是不可能在一般环境下所能够进行的了。
但是，自然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基本盟友。真 正的问题在于去发现，哪一种经济和社会的秩序，是最适于作 为自然联盟的对象。
人们将会看到，前面的大多数讨论，都是偏重理论的，它 们所涉及的问题，是总的经济制度的性质与环境危机的总特点 的关系。然而，环境危机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危险，而是一个 现实和正在发生的危险，它要求采取立即的社会行动。面临着 这种紧急需要，前面有关理论的讨论，就可能被看做是与当前 任务无关的，而且可能，甚至是一种危险的偏离。
然而，事实上，在迫切的改善环境的实际问题和表面上是 很遥远的对当前经济制度的设想的理论问题之间，是有着密切 联系的。大概在做这种评论时，我仅仅是反映了一种个人的信 念，即最终有效的社会行动，是必然要以对其需解决的问题根 源的认识为基础的。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理论和有 效的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我相信这个联系是存在的。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即已陷入环境危机之中的国 家，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并未把希望放 在环境标准和限制的立法上，而是寄希望于这种立法可能导致 的行动，也就是在生产体系中发生可以使其与生态系统和谐一 致的各种变革。如果我们要在经济上，同时也在生物学上都得 以生存，工业、农业和交通就将必须适应生态系统的不可避免 的需求。这将要求发展更多的新技术，包括把污水和垃圾直接 送回土壤的系统；由天然材料代替很多合成材料；扭转当前由 耕作使地力疲惫和靠大量化肥提高产量的倾向；尽可能快地由 生物天敌代替合成杀虫剂，劝阻浪费地力的工业；发展最大效 率的以低温度燃烧燃料运转和最少使用土地的陆上交通工具； 从根本上控制和回收燃烧过程中以及冶炼和化学反应中产生的 废物（烟囱必然要变得稀少）；基本上对所有可重新使用的金 属、玻璃以及纸制品的完全再造；在生态上控制土地的使用， 包括城市地区的良好规划。
就如已被注意到的那样，经济上的负荷将会使那些战后以 生态上是谬误的技术为基础的企业感到沉重。但是，这里还有 一种公正的看法，因为恰恰是这些企业享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高 利润率。因此，人们可以认为，这些企业可以很好地承担额外 的负担，即通过环境恢复规划而加在它们之上的负担。
总之，当前的生产技术需要重新设计，以使其尽可能密切 地与生态上的要求取得一致，现今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企业 的大部分，都需要按照这种新的设计重新进行安排。事实上， 建立在战后有着生态错误的技术基础上的新生产企业，其主要 部分都必须完全遵循着生态上的正确路线去重建。
所有这些都可能要求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可以做出某种很 粗糙，但却很有用的近似值估计。例如，一般估计，美国资本 设备总贮备，大约是每年国民总产值的3倍，目前约为2400 亿美元（这一数字和下列数字，都是以1958年的美元表示， 以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了矫正主要的生态错误，按粗略 估计，那些将需要替换的资本设备，可能占1／4，即大约600 亿美元，比较起来，在1946到1968年期间，就如我们看到的 那样，私人投资者为基本建设和生产者的耐用设备上的开支， 共达约1000亿美元。相应地，根据这些初步估计，战后开办 的生产企业中，差不多有一半都将需要由在生态上较完善的企 业代替。
虽然这些数字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但它们仍然使我们对在 生态上重建全国生产系统的任务之繁重，有了某些认识。在这 个估计的数字上，还必须加上为了恢复生态系统被损害部分而 采取的措施方面的成本，这个数字大约在几百亿美元之间。这 笔钱不需要，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拿出来。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 一个宽限期——即在我们被大规模的生态灾难所袭击之前的那 段时间里——假定说是25年，那么，在这期间，每年为生存 所付出的成本就要达40亿美元（仍按1958年的美元值）。大 概用来概括这一切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作为资本投资的大部 分国家资源，就要被用来保证至少一代人的生态重建任务。在 农业和工业生产及交通运输上的新的投资，都将需要主要从生 态上的考虑来控制。因此，所有的各种类型的投资都不得不置 于生态原则之下，而不是在传统的经济原则的指导之下。”
这个伟大的事业将面临怎样的实际问题呢？它们将会受到 来自私人企业原则所控制的经济体系的行为的怎样的影响？首 先，这个经济体系将需要适应迷茫和杂乱。有一个很小的例 子：如果要解决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污染问题，那么，基本上所 有存在于燃料中的硫，要么在燃烧前，要么在燃烧后，都需要 从二氧化硫中得以还原。用这种方法还原的硫，大概就足以适 应全部化学上的这种物质的需求，这样一来，现今的硫工业就 会被废弃，随之而来的便是投资的损失和失业。这相对来说是 个小问题，以前的不经济的生产配置，使我们今天还必须去改 造汽车工业，以及一般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用于化学工业 及包装业的技术基础。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仅仅这些 就足以使环境恢复的过程成为对这个经济体系的适应性和坚固 性的一个空前的挑战。
然而，环境恢复措施对经济体系最严重的影响，也将会从 那种相当简单的，对生产能力的有效的社会使用需求中产生出 来。电力生产的作用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它是几乎每一种经济 活动的基本需要，从生态的原则来说，非常清楚，我们不能不 去抑制电力生产的增长。必须严格根据社会的需求来控制它的 使用，而不是根据生产者或电力使用者的个人利益来支配它。 这意味着，对一种既定的生产规模的电力分配，必然是根据有 望从投入到那种特殊的生产中所消耗的角度，电所产生的社会 价值而管理的。姑且以两个汽车工厂来说，这个原则将有利于 那个生产更耐用的汽车的制造者，因为花费在制造工程中的每 个单位电力所获得的社会价值得到提高（如可行驶的公里数 目）。这个原则有利于回收瓶子的生产超过不回收瓶子的生产； 有利于简单包装产品胜过塑料包装产品；对天然产品比对合成 产品更为有利。总的结果将会是大大倾向于根据最终的产品的 有效使用价值来控制生产，而不是根据生产过程中所增添的价 值，即不是根据生产率来控制生产。另一方面，生态原则需要 由社会节约来对生产进程进行控制，这可能是一个将和个人利 益发生矛盾的标准。这样，一旦意识到——在环境危机的迫使 下——要么去适应生态系统，要么就要去毁灭它，二者必居其 一。缺少了它，是没有一个生产体系能够运转的，那么，生态 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生态系统需 要的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私人的道德准则。同时， 按社会准则来控制生产，而不是由私人准则控制生产的逻辑也 就同样会变得一目了然了。
在这里，很适于去回忆这样一个问题，即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与私人的经济变迁不同，它是 加在社会整体上的负荷。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私人所 拥有的现代技术，如果不毁灭它所依存的社会利益——生态 圈，就不可能长存。因此，一种基本上建立在私人切面上，而 不是社会切面上的经济体制，在操纵这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利益 上，是不再适宜了，而且逐渐会失去效力。从而，这个体系需 要变革。
这样一种经济上的变迁，当然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方面。 如果要按照社会标准和生态的完美来管理工厂，我们就可以预 料，工程师们，将会对那种以狭隘的设想单一地追求生产率为 目的的生产技术，变得不能容忍，从而同时去发明新的、更适 于这种新的社会目标的技术。如果这种新的技术为了适应需 要，将必须跨越当前科学领域的狭隘界限，我们就可预料，科 学家们将会克服他们的简化论偏见，而去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这些知识会比当前所有的知识更密切地与现实世界的结构取得 一致，同时更迅速地说明人类真正的问题。当他们发生这样的 变迁时，科学和技术反过来就会加速生产体系的变迁。这样， 一旦有了开端，生态的复苏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断扩大的、自我 加速的过程。另外，我们也可以预料到，在一个生态上是完善 的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就业也会变得普遍可行。因为一旦 这个原则被树立起来——即按照生态原则要求所树立的原则 生产就是为社会所使用，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或“计划的完 成”而使用，就会清楚地发现，社会利益必然是把组成这个社 会的人民的福利放在首位的。
这些考虑适用于一切工业化国家，他们都需认识到，他们 的经济应遵循在生态上是完善的路线。这个巨大的任务将可能 对世界资本和人类的资源产生空前的压力，而且可能会越来越 摧毁着它们，除非这些资源是按照生态上固有的特点，进行着 谨慎的管理和开发。
不过，如果巨大的变迁是以生态知识作指导的，经济上的 重新调整，就必然会远远传播到工业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地 区。现代工业在生态上的重建的一个主要要求，是减少当前对 合成材料和电力消耗方式的依赖，只要可能，就以天然材料及 相对较多地依靠劳力，而非电力的方式来代替。某些天然材 料，如橡胶己被合成材料所代替了，现在只有世界上一些特殊 地区才有生产，通常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如棉花和别的植物 纤维，羊毛、植物油、以及木材，都是由天然的生态的动植物 功能所产生的，这些动植物都比较容易在发展中国家发现，尤 其是热带，除了大部分工业化地区。而生态学的知识要求那些 工业化国家尽可能多地放弃他们的合成产品，而更多地倾向于 天然材料。这样，他们就要求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友好合 作。这是因为，为了满足对天然纤维、橡胶、以及肥皂的要 求，在发展中国家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就需要增加，这是一种 在没有适当的互惠关系下，他们可能不情愿接受的买卖。
这样的互惠关系可能要适当地包括援助，在工业化国家方 面，要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他们非常希望）建立与其天然 原料有联系的工业，以便把这些原料转化为成品来进行世界贸 易。例如，马来西亚可能希望供给工业化国家的不是天然橡 胶，而是轮胎；印度希望供给的不是棉花，而是成品布匹，甚 至是衣服；西非希望供给世界的不是棕搁油，而是肥皂。当 然，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企业不应该以生态上谬误的技术为 基础发展起来。如当前的工业化国家所通行的那样，像大量使 用化肥、合成杀虫剂、除草剂的单一农业，大量加铅的和散布 氮氧化物的汽油，污染空气的发电站等。这些国家应当与其他 所有的国家一起分享现在必须被发现的、新的、在生态上是完 善的技术。
另外，与生态系统的协调一致，往往是通过使用新的手段 所产生的，这种新手段采用了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 优越性，同时，还相对集中地使用了劳力，而不是要求集中使 用资本的固定资产和电力。在这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可以 提供巨大的不断增加的劳力，将具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条件，而 且，假如具备了有效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就能享有一种满足其 对不断出现的生产就业的紧急需要的机会。
如果说，为了世界的生态生存起见，这样一种全球性的、 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进行的经济重建被实施了，我 们显然同时还要面临一个同样彻底的政治变革。很难想象，为 了按照生态完善的要求来重建工业和农业，美国能够找到它们 所需求的巨大的资本来源，除非我们放弃我们全力以赴进行的 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 直抢先占用着国家大部分可自由使用的收入。日本和西德在战 后的经验说明，一个现代工业经济，如果能和这些国家一样， 把军事上的各种许诺置于很低的水平，可以产生大规模的资本 结构所需要的资源。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维持生态上的明智 行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要严重地依赖在国外生产的 工业产品。那么，如果没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和平中生活的保 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环境危机的解决必然是全球规模的，在这同时，我认为， 还存在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它的成功与否上，美国都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无论如何，美国都控制 着，并且挥霍地消费着世界资源的非常大的部分。如果美国要 着手实施一个生态重建的规划，由于前面所宣布的那些理由， 在不能再生的资源消费上，就可能会要以比现在低得多的水平 来适应当前美国在食品、衣服、住宅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需 要。如果为了幸免于环境危机，美国就必须树立一个在生态上 完善的、社会性节约的生产经济学。否则，按这个国家现在所 消费的这些资源的巨大占用比例，就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 可用性发生冲突。同样，如果美国未能实施这个规划，那么， 发展中国家要得以分享足够的世界资源，以便获得可与其稳定 的人口相符的生活标准，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最后，除 非美国变得情愿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就将既不会有有利 于恢复其生态的生产性资源，也不会有它所需求的世界协作。
这样，环境危机的教训已经够清楚了。如果我们要生存， 就必须用生态学的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如果我们要采 取在生态上是明智的行动，我们至少就必须接受那种更大的明 智行为，即不是把我们的信念放在那种威胁着世界的灾难性的 军备上，而是放在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享有的理想上。这个 理想就是争取与环境和谐一致，争取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中间的 和平。与生态圈本身一样，世界各个民族通过他们分离的，但 又有着内在联系的需要，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之上。世界将 从整体上来幸免于环境危机，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