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烈性传染病是现代医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也是用以说明科学能够战胜疾病的最典型实例。在这次人与病的较量中，人类使用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抗生素”，另一个就是“疫苗”。
18世纪天花流行，欧洲每年有40万人死亡，当时的瑞典女王艾丽诺拉也未能幸免而于1741年染病身亡。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发现了牛痘苗，这种恶性传染病才逐渐得以控制。20世纪70年代，亚洲国家开展了预防天花的接种运动。1979年10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可以宣布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
1943—1956年，小儿麻痹病流行，当时40万美国人染上此病，22万人由此瘫痪和丧失呼吸能力而死亡。惊慌失措的家长们禁止孩子到公共游泳池游泳，毫无效力的隔离甚至扩展到所有乡镇。到1955年，萨宾和索耳克发明的脊髓灰质炎菌苗被采用以后，小儿麻痹症才在美国慢慢绝迹。而巴西用了5年的时间，通过对全国的2千万儿童的免疫注射，也消灭了这种病。
肺结核、肺炎、梅毒等疾病，在以前都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在没有抗生素的日子里，这些传染病曾夺走千百万人的生命。直到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以后，这些传染病才得到有效控制。现在，这些病在临床治疗上已不是什么大病。
人们得益于科学，是科学拯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在这场人与传染病斗争中，是人的胜利，也是科学的胜利，正如布法罗医疗保健中心的托马斯·比姆博士所说：“80年代人们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征服了每一种传染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可以不尊重道德，但不能不尊重科学，因为在人们的感觉中，科学战无不胜。
当艾滋病给人类带来威胁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用科学技术去征服它。因为梅毒等恶性性病就是青霉素发现以后才得到有效控制的。
艾滋病刚一发现，它的100%的死亡率震惊了世界，各国政府及其医学研究者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到寻找治疗艾滋病药物的研究工作中来。
鸡尾酒疗法是目前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这种疗法彻底治疗艾滋病需60年之久，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如此长时间的药物反应，且治疗费用昂贵，普通人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医疗费用，因此，所谓的治疗也只是延长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存活时间。
在数百万的艾滋病患者中尚无一例痊愈的报道，所有的艾滋病药物仅能延长患者的生命。1993年6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九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一些权威的医学家指出：许多艾滋病患者将在尚未找到任何治疗办法之前死去。而一些激进的艾滋病活动分子，对未能在艾滋病研究中取得进展感到失望，他们在会议闭幕时聚集在会场外，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活动。
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告诫公众：迄今为止，还没有可以百分之百地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艾滋病预防上面。会议强调：教育公众避免接触艾滋病毒是目前预防艾滋病的唯一办法。
既然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那么控制艾滋病的传播便成了防止艾滋病对人类胁威的主要问题。
2003年，全世界每天都有约14000人感染艾滋病毒，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截止2000年为至，全球累计218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了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艾滋病研究者必然想到，曾在控制烈性传染病中立过赫赫战功的老朋友——疫苗。“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就是疫苗被发现后，逐渐从地球上消失的。
研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这一次于以往不同。疫苗之所以能够保护易感染人群不受病源微生物的侵害，它是通过人体的免疫系统起作用的，疫苗本是一种处理过的不具致病性的病菌或病毒，它进入人体以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病菌或病毒抗原的特征也会被记忆细胞记忆，而记忆细胞在人体内长期存在，当同类的病菌或病毒再一次侵入人体，记忆细胞能够迅速增殖，最后杀灭病菌或病毒。
但艾滋病是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可以整合在人体免疫细胞的DNA上，隐藏数年而不进行活动，而一旦开始活动，就会造成大量T细胞死亡，使机体完全丧失免疫功能。
这就造成了疫苗研究的巨大障碍。尽管如此，科学家仍为寻找疫苗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1991年，美国马里兰州克维尔的华尔达烈特陆军部研究院，在《新医伦医药刊》上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他们使用一种利用遗传工程制成了抗艾滋病疫苗，但至今仍未听说这种疫苗对控制艾滋病有多大作用。
古稀高龄的索尔克，研究艾滋病疫苗已有10个年头，他是人们寄于希望最高的一位科学家，因为他早年因成功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但他的研究至今仍没有结果。不过，代号为RGP120MN和PGP120SE—2的两种疫苗在1995年已进入临床试验。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对听到艾滋病疫苗成功的消息。
国际上最早开始艾滋病疫苗临床实验的时间是1987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在大约9000多名志愿者身上进行了近30种疫苗实验，无一获得成功。
疫苗人体试验共分为三期，首期临床试验需要180-200天，主要看安全性；第二期看的是免疫原性，也就是能否刺激人产生抗体，这是判断试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时间至少2-3年；第三期主要测试疫苗的保护性，至少需要志愿者2000-3000人，时间也要2-3年。如50%以上的人产生了抗体，才能正式向社会推广，因此最乐观的估计一个成功的艾滋病疫苗至少需要8年时间。
目前世界上采取各种方法研究的疫苗有上百种之多，能过第二期测试的不到十分之一，而第三期实验没有一个成功。
我们希望科学家能尽快的研制出艾滋病疫苗，但在没有研制出疫苗之前，我们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在医学界，科学败北的例子已有先例，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攻克癌症计划就宣告流产。在过去的20年里，美、法等多个国家都没有能研制出成功的艾滋病疫苗，在以后的时间里是否能研制出来，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在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中，似乎科学往往可以发挥它巨大的价值，给人类以惊喜，但事实上，科学败北的例子也相当普遍。
作为现代西方人第一杀手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长期困扰着人类，但目前此类疾病尚缺乏良药，绝大多数药物仅仅只能缓解症状或阻止疾病发展，没有哪类药物能根治此类疾病。每年因心血管系统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世界各国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中，均占第一位，这是科学最大的无奈。
恶性肿瘤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常见的恶性肿瘤有癌症和肉瘤。全世界共有恶性肿瘤患者1400万人，每年约有700万人死于恶性肿瘤，在很多国家，恶性肿瘤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而名列第二名。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医学界，投入上千亿元的巨资力图征服癌症，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各种药物和疗法仅能延长患者生命。完全治愈恶性肿瘤除极个别的例子外，尚属神话。这是科学的又一无奈。
就是在其它一般疾病的治疗中，科学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胜利，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癫痫、高血压、慢性胃炎等普通的疾病，目前尚无特效药物，以致无数患者不得不长期忍受疾病的折磨。
即使是被证明极其有效的科学手段，现在也不断告急。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霉菌中渗出来的青霉素以来，无数患者从死神的手里被拯救出来，但同时开始了一场科学与病菌的“马拉松”竞赛。
病菌在被抗生素消灭的同时，也在努力地适应着抗生素。譬如：对一个细菌菌落使用青霉素后，大多数的细菌被杀死，但偶尔有极少数的细菌具有它们自己不受药物影响的突变基因，这样它们幸运地活了下来。接着，这些抗药性细菌迅速繁衍，并把他的抗病基因遗传给后代，就这样一种抗药性菌种产生了，它们以后再不畏惧青霉素。
人类在患者体内使用抗生素，抗药性病菌也会因此产生。1946年，即抗生素在二战中广泛应用仅5年后，医生们发现，青霉素对葡萄球菌不起什么作用，但科学家发现了新的抗生素，使病菌又一次屈服。就这样，一场科学与病菌的斗争开始了，科学家不断发现新的抗生素，同时，临床也发现新的抗药菌。但科学的速度略比细菌的进化快一点。结核、细菌性肺炎、败血症、梅毒、淋病和其他细菌性传染病逐步被征服。
不可否认，有些人死于这些疾病，而且至今仍有人因这些疾病而死，但人数毕竟不多，而且死的不是那些细菌尚未破坏致命系统之前就使用抗生素的人。布法罗医疗保健中心的托马斯·比姆博士说：“80年代人们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征服了每一种传染病。”科学使我们确信，真正的挑战在于征服癌症、心血管病和其他慢性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致舍温纳兰德在其畅销书《我们如何死去》中不得不说：“医疗声称战胜了传染病，但变成了幻觉。”
以下是不再有效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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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
所致疾病 |
不再有效的抗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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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球菌 |
败血病，外科感染 |
氨基糖苷，头孢菌素，红霉素，青霉素，四环素，万古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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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血杆菌属 |
脑膜炎，耳感染肺炎，窦炎 |
氯霉素，青霉素，四环素，三甲氧苄二氨嘧啶，磺胺，甲基异恶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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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菌 |
结核 |
氨基糖苷，乙胺丁醇，异烟肼，吡嗪酰胺，利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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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瑟氏菌属 |
淋病 |
青霉素，壮观霉素，四环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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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原虫 |
疟疾 |
氧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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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氏痢疾杆菌 |
严重腹泻 |
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四环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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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金黄色） |
败血病，肺炎外科感染 |
除万古霉素外的所有抗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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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球菌 |
脑膜炎，肺炎， |
氨基糖苷，先锋霉素，氯霉素，红霉素，青霉素，四环素，三甲氧苄二氨嘧啶 |
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却层出不穷。
艾滋病便是人类性病发展目前的“先进”水平，但它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其最早出现也不会早于40年代，人类研究艾滋病近二十年，科学仍旧只能说无奈。
科学的发展使人类依赖于科学，但科学也有无奈的时候，如果病原微生物已经产生对所有药物的抗性，而合适的疫苗又没找到，那时，人类所受到的灾难要比以前多次传染病淘汰的总和还要大。
在科学寻找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暂且无奈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预防艾滋病应付的道德责任。
性病自古有之，淋病、梅毒很早就已存在 ，但治国安邦它们无不是人类淫荡的产物。性病病毒作为一种寄生于人体的微生物，它也有对寄生环境的要求，它们不通过饮食传染，也不通过呼吸传染，甚至蚊子的叮咬都不会传染，而它们却能如此长久广泛存在，其原因便是人类的不洁性交。美国目前有六千五百万人患有性病，每年并且还有一千五百万人感染到至少一种性病。而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将终身受感染。根据权威资料，90年代末，世界上每天有100万人感染性病，每年产生淋病病人6200万，梅毒病人1200万，其它性传病原体感染病人1.5个亿。
截止2000年底，全球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总数达3610万人，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达2180万人，这一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数字仍在以指数增长。
资产阶级的“性解放”今天已结出了艾滋病的恶果，
基于艾滋病的流行，所有生活在现在的人们都应该重新审视“性解放”，重新认识“性道德”。虽然说基督都所说“艾滋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没有根据。但也并不能说，瑞典性教育专家贺利的话：“凡以爱为基础而发生性行为，虽在婚姻之外，仍不能视为罪恶。”就是千真万确。
今天我们应该说，性道德就是预防艾滋病的最佳良药，祖国医学对预防疾病有其独到的酌见，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疾治未疾，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些思想无疑对现代人预防艾滋病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影片中，英雄美人随随便便上床已是一种固定模式。以致使许多中国观众也在啧啧赞叹：做美国人真好。舆论的错误导向，造成了一代人性道德淡薄、纵欲成瘾，也造成了艾滋病流行。在美国，青少年死于艾滋病的人，近十年来，每隔10年月便增加1倍。
1991年8月，荷兰国会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一项新法案，性行为的限制年龄由16岁降到12岁，这无异于鼓励青少年滥交。阿姆斯特姆大学的一位性学专家居特·赫克玛解释说：“性是应该开放的，除了强迫的性行为之外，任何形式都应准许。”而专家竟能给公众以如此解释，实让人大惑不解。
在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原则下，面对人类巨大的灾难，又有谁愿意为性道德的回归做一些有益的宣传。相反，为追求最高商业利润，各影视出版商和制造商，仍投其所好，致使色情和暴力内容充斥各影视传媒和报刊杂志，面对艾滋病的传播，面对如此“性趣”大增的一代，人类前途何在……
但无论如何，生活在现在的人都应该清楚地明白这样的一个现实：艾滋病目前尚无有效防预和治疗措施，性道德不失为防止艾滋病的良药。洁身自爱的同时，也要慎重选择配偶。
我们渴望乞求着这一天，各国政府都关注公众的性道德教育，各影视传媒和报刊杂志都能把性道德教育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做得相反。同时，我们希望性道德的观念能普遍在公众的土壤中生根，特别希望我们未来的一代都具有很高的性道德修养，淫乱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我们也许会发现，如此纯洁的性次序，我也曾有过，只是性自由的阴风把它变成泡影，我们的企盼着性道德的回归。
某种程度上讲，艾滋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性病从来都是与淫乱共存，性道德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面永恒的旗帜，同时也是人类战胜性病的锐利武器。否则，纵然有一天艾滋病可以治愈了，那就意味着更可怕的性病正等待着人类。